【2016香港需要改變】鄧國騫:又要懷疑,又要相信

撰文:余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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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好叻,有小聰明,懂得游走在不同角落,找到發展自己能力的地方;但有時叻過頭,慢慢忘記自己的位置及核心價值。我覺得,只要你願意放下平時穩守的生活習慣,稍稍懷疑自己,可以成為不同於你的另一個你。
鄧國騫

混合媒體藝術家鄧國騫自小在圍村長大, 活動範圍一直只在錦田永隆圍村之中。母親把他保護得很好,他從沒試爬樹摔斷手肘或通山跑四出闖禍。做過最叛逆的事,是到村落廢棄之地尋找癮君子留下的針筒和鹹書,也試過偷錢,但都是跟隨著堂哥堂弟去做而已。

於是他記憶中小時沒做過什麼叛逆脫軌的行為,只特別記起某次偷錢時,他抬起頭,在鏡子中目睹自己的行為。看見自己的臉那一刻,他記住了自己的陰暗面。那年他十歲。

鏡子裏的另一個自己,一直如影隨形。這個「他」,可以比喻作天秤的另一頭,永恆地以「反對者」的面目,與自己面面相覷。 在創作藝術過程中,鄧國騫亦不住地搖擺於這種思辯邏輯,永遠處於相信與懷疑之間。這種「面面相覷」的視覺,讓他無時無刻地存有質疑,質疑所處身的極端資本化的生活場域,質疑日常生活習慣,甚至質疑自我。如果質疑是一種追求可能性的舉動,大概這每一位藝術家甚至人最應份的「叛逆」。

 

攝影︰曾梓洋

 

溫和與極端中間

 

 「中間性」是鄧國騫說得最多的字眼。他早期的創作,每每將象徵資本主義的物件還原至「中間狀態」,重新觀察它的意義。例如剔走啤酒罐及汽水罐表面、把廢棄傢俬磨走顏色,直到將之變回原木等。故此,他的慍怒常被一種美學符號所掩藏。定性了其作品溫和、不走極端的風格。

 

「我覺得『中間性』是最能改動的力量,它可以是『極端中間』。有的藝術作品保持着極端性,但因為自己遊走於圍村和城市,令我有這種相對性的思考方向,將被過度追捧或擁抱的價值,帶回中間位置,那種中間性可開放予每個人去重讀自己。」

鄧國騫常提及他鄉下仔十八歲第一次出中環時,驚覺香港有繁華急速的一面,簡直是另一個世界。圍村作為香港最古老傳統的村落,中環令從小與樹木、小店與祭祀為伴的他,受到衝擊。正正由於巨大的落差,令他自覺地將資本社會的面目從極端帶回中間,既可接近,又可批判及質疑。

執屋也是藝術

 

「中間性」另外有趣的地方在於,可藉着打磨,讓物件回到它的自然屬性,而介入自然材質的過程中,卻留有人的痕跡。鄧國騫深受香港雕塑家麥顯揚的銅鑄觀音作品觸動,後者鑄像的蠟模用手捏出來,再將之注銅,整個銅像充滿他的指模。他從來沒有見過造銅的方式如此人性化,銅像帶有一種木的溫度,甚至能看見它燒熱過的質感。「人到最後什麼也帶不走,令我常想在物件身上留下痕跡,或把它安放好,經由人而展現一種感覺。」

 

聽起來很像抽像,鄧國騫卻想起他最日常的習慣──執屋。除了父母的房間外,家裏都由他執拾、整理,帶著不同的情緒將物件收納在各種空間,就像進行創作,他樂在其中。「遠古年代,人類在洞窟畫一隻牛,為了綁住牛的靈魂;但畫多了人又有要求,持續完善,甚至成為一種美學,這關乎人的天性。」藝術的原初意圖便是如此,執屋也充分體現藝術的原始性。

藝術如何回應時代

 

2015年,鄧國騫迎來藝術創作第一個十年,田灣個展《百貨》將他出道以來重要的作品完整地陳列。也因著一個創作階段結束,他得破舊立新,思考創作如何進一步回應社會。

 

圍村十年一度的「酬恩建醮」也正值此時, 他一連好幾天往醮棚裡鑽,與宗族親友為籌備醮會忙這忙那,在街上隨鬼王出巡,親歷奇景。他第一次想認真地將圍村的歷史紀錄下來。

 

鄧國騫形容「酬恩建醮」這個奇異的情景:鄉民抬著紙紮鬼王到大街巡遊,到各個村口趕鬼,警察封路,尾隨幾百人在街上跑。他覺得這個儀式非常叛逆,但因為慣性,當中沒有一個人意識這是「叛逆」,有些事情仍保持傳統與迷信,例如鄉民叫現場所有女士擰轉臉別看鬼王趕鬼。種種都讓他記起雨傘運動時佔領的畫面。

 

那時鄧國騫正值到美國參與藝術家駐留計劃,沒得親歷見證佔領場面,但以遠距離觀察香港現狀,仍然感受深刻。田灣的十年個展裏,他一批新作品就是關於雨傘運動前後,他對香港政局及社會氣氛一種「埋身」的觀察。有別於以往冷靜、理性的藝術手法,作品明顯流露他的慍怒與無奈,包括他一筆一筆直接素描衝突場面,將之嵌入日常物之中;他又拍下維多利亞港的滄海桑田,投映於堆積一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等。佔領運動的出現,令他思考究竟藝術該如何回應時代。

 

「有人說,與其我們做作品令社會改變,倒不如以社會行動去作出改變。其吊詭之處在於,如果行動本身製造創意思維,行動就會變成藝術。藝術被定義的方式,最後也是關於獨立思考。」

丁權的另一種用途

 

兩次訪問都在咖啡室進行,喝咖啡、聊天作為鄧國騫口中所形容的「都市化樣式」,卻毫不尋常輕鬆。他察覺到,一杯咖啡所盛載的,不只是消解疲勞,還消解了人在政治上漠不關心,或對社會所承擔的責任。近年越開越多的咖啡店,正好回應香港人心靈匱乏一面;而極端資本化的社會結構,亦令一切變得不可動搖,年輕人追隨單的一成功指標,或主流定義的人生模式,變得無望與虛幻。從部分不敢想像未來的學生身上,他目睹生活種種綑綁和重擔,所以他一直關心,香港人在生活層面上能否多一點釋懷。

 

「當下是重要的,因為它鋪陳出你將來可選擇的路。但現在年輕人應付的當下,是解決別人要求的當下,而不是對應自己的需要。」他希望 ,2016年香港人可以在生活層面上多一點釋懷。「香港人好叻,有小聰明,懂得游走在不同角落,找到發展自己能力的地方;但有時叻過頭,慢慢忘記自己的位置及核心價值。我覺得,只要你願意放下平時穩守的生活習慣,稍稍懷疑自己,可以成為不同於你的另一個你。」

 

這種「懷疑自己」的習慣,亦可見於他作為擁有丁權的新界原居民男丁,卻對此有不同的思考之上。在成長的過程中,村中長輩不住地向他們溉輸「行駛丁權」的概念,「在成長中,你開始認知到原居民的丁權是回歸前港英政府理順鄉民的手段,你覺得這件事不會是無限的,土地不會無限。但這種權力如何消失,好需要策略,是特區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自己覺得,丁權需要取消──如果土地是根據先到先佔有的原則,這不是我的價值觀。我作為原居民說這番說話也頗吊詭,吊詭的地方是我仍可以行駛丁權。」鄧國騫形容,自己是「末代行駛丁權」的人,因為土地已經用光。作為藝術工作者,他會思考可以如何在行駛丁權時,令它做到更多,並希望將部分土地用作藝術家駐留空間,讓不同的人參觀舊香港氣氛及市郊地方。

「不同的文化創作人搬到附近居住,這裏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群。如有這個平台和空間做這件事,這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鄧國騫

1983年生,鄧氏原居民,本地混合媒介藝術家,兼從事獨立策展及寫作。2008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藝術碩士,2011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視覺藝術),2013年獲得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曾於美國、新加坡、意大利、台北等地方參與展覽。作品常以拼貼手法重組社會日常符號,並藉想像力重新建構新的閱讀方式,透露出對人、物及事的種種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