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殺人．影評來稿】是枝裕和的休止符 只見話語不見真相
文：劉建均
是枝裕和現已成為康城影展常客以及家庭電影代表之一，但其大多早期作品因其電視台和紀錄片背景而富社會性，例如關於東京巢鴨兒童事件的《誰知赤子心》（“Nobody Knows”，2004），和關於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和奧姆真理教的《這麼遠⋯⋯，那麼近》（“Distance”，2001）。他亦不像河瀨直美是康城影展的「嫡系」導演，首部劇情長片《幻之光》參與的是威尼斯影展。然而直到現在他才以《第三度殺人》重返水城，連影片內容和導演生涯來看，本片似乎預示他要走新方向，亦可被視為他的休止符。
【編按：以下內容含嚴重劇透，逃生門在此。】
《第三度殺人》的定位一直模糊不清，是枝裕和表示他要走出家庭題材休息一下，「是枝裕和拍法庭戲」一直是個賣點，但實際上家庭元素在本片裏可謂相當重要。福山雅治飾演的重盛朋章跟《誰調換了我的父親》（“Like Father, Like Son”，2013）的野野宮良多沒有太大分別。雖然角色由建築師變為律師，由跟妻子和睦相處變為離婚，甚至由跟父親關係疏離變為算是親密，但他終究是個疏於照顧家人的高薪白領工作狂，被已是高中生的女兒結花認為未有盡父親責任。我略失望的是，重盛和結花的父女關係放在是枝裕和所有作品來說可謂粗淺。大概來說，我只看到重盛為了工作疏於照顧結花而使結花或會做壞事被人抓來吸引自己的注意，並讓他功能化和象徵式地履行父親和律師的責任或義務，遂感到虧欠和歉疚。
本片亦像大多是枝裕和作品有一個「缺席」的角色，那就是殺人犯三隅高司（役所廣司飾演）斷絕往來多年的女兒惠。就算重盛真的成功地找到她，她也應該不會肯當人格證人。三隅反而似乎跟受害者女兒山中咲江（廣瀨鈴飾演）有着不錯的關係，曾經一起玩雪和合照。咲江跟父母的關係看來不好，她對父母用骯髒錢養育自己（偽造食品標籤、購入來歷不明的低質麵粉並混進高質麵粉、聘請廉價勞工以便進行勾當，包括三隅）感到不快，亦對母親美津江（齊藤由貴飾演）要求自己在庭上隱瞞內情不滿，甚至有可能因自己被父親性侵卻獲三隅保護而產生牽絆。這在某程度上呼應《誰調換了我的父親》親情多寡未必取決於血緣關係的觀點。
重盛乘搭火車前往北海道時，想像三隅跟咲江互相扔雪球，然後自己從中加入，最後大家躺在雪上，全片只有這場採用了手搖鏡頭和慢鏡。重盛跟調皮的父親彰久（橋爪功飾演）有不錯的關係，兩人起碼沒有像《橫山家之味》（“Still Walking”，2008）那兩父子那麼不咬弦和冷漠，但彰久是一名退休法官，全片的「第一度殺人」就是由他向三隅判刑的，如今他後悔作出輕判三隅的決定，認為自己放虎歸山，並向重盛說自己不支持廢除死刑，而重盛正硬着頭皮當三隅的辯護律師。換言之兩父子均進入司法界，暗地裏呼應《橫山家之味》父親影響兒子志願和事業的觀點（橫山良多未有像逝去的長兄純平繼承父業行醫而令父親恭平一直存有心結，而他的繼子淳一正是因為生父而想成為一位鋼琴調音師）。
由此可見，我想近年來真正不算「家庭電影」（如要這樣分類）的是枝裕和作品應該是《援膠女郎》（“Air Doll”，2009）吧。與其說是回歸社會題材，倒不如說是更加着墨於家庭和社會的互為關係。他已經用了很多視點直接地刻畫家庭，兒子視角有《橫山家之味》和《比海還深》（“After the Storm”，2016），還要是大屋對公寓、沉靜對喧鬧，父親視角有《誰調換了我的父親》，孩童視角有《奇蹟》（“I Wish”，2011），女性視角則有《海街女孩日記》（“Our Little Sister”，2014）。《比海還深》縱使頗精彩也略嫌舊調重彈，適逢法律和真相的議題勾起他的興趣，他遂嘗試揉合前期和後期作品的風格，開始以更間接的方式來呈現家庭元素，或是以家庭作故事的基石和器皿，附以更主流或商業化的敘事方式（最近日本就有新聞指他的新作講犯罪家庭）。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是枝裕和大致是指《第三度殺人》的創作靈感來自一位律師朋友向他說法庭不是尋求真相的地方。他所言非虛，全片一直否定所謂的「真相」。最直接地說明這個觀點的是兩句台詞，美津江說了句「講真話的人，一個都沒有」，律師樓的人一起進膳時，好勝的重盛就主張「沒有真相，只有策略」的價值觀。他選擇循某個犯罪動機抗辯，不是因為他真的相信此說法，而是這個方向聽起來較可信，試用「虛」的東西（犯案心理）應對「實」的東西（判決量刑）。同時，真相有時就是無法言喻和呈堂的東西。咲江和重盛先後就案情說「我就是知道」，三隅每次推翻或更改口供都不似隨意，但他就是把動機藏得特別深，作為一個「空瓶」充滿了可能性。
正因如此，亦因全片的確頗話癆和枯燥，散場時觀眾容易感到很疲累，並使本片評價分化。我想有不少觀眾用一般懸疑電影的標準來審視，想知是枝裕和轉型成不成功，但事實上是枝裕和看來沒有抱挑戰類型的心態，創作本質根本從來都沒有變。重盛有時因有點眉目或頭緒而找三隅，結果卻是災難性的。最令人抓狂的一次是三隅說自己根本沒有殺人，只是重盛的同事攝津大輔逼他為勝算而同意行兇的前設，還逼重盛回答究竟信不信他，快要塵埃落定的情況變得更不可收拾。咲江的說話和眼淚究竟又有多少分真，多少分假？她的眼淚是否像重盛女兒結花那樣只是裝出來？她是否真的曾經被父親性侵？她這樣說是否為了找合理的說法替美津江掩飾工場黑幕？反過來想，她是否有份殺害自己的父親？也許三隅只是為她頂包，她到底跟三隅有怎樣的關係？
更甚的是，跳出來看，如果三隅真的不是兇手，或其實跟咲江共同犯案，那麼第一場到底是甚麼，是否導演對觀眾的誤導？是枝裕和不但試圖讓觀眾質疑每個角色的動機，甚至要觀眾對他們所接收的聲畫抱懷疑的態度。究竟我們看了甚麼？我們看的都真實嗎？是枝裕和竟然學了Michael Haneke，指出電影的本質是謊言，但這個謊言是為了尋求真相，同時必須意識真相並不存在，不嘗試提供所謂的答案，甚至提出愈來愈多問題，不見事情謎底，只見眾人誤判。結尾的十字路口實在太刻意，卻總算貼題的總結。說起來為甚麼咲江的父母要把高質和低質麵粉混在一起？正是因為魚目混珠可以減少別人對於貨品的質疑和戒心。劇中角色都利用這種半真半假的技倆，務求獲得別人信任。
是枝裕和遂表達另一個觀點，就是法律實乃話語權爭奪戰。眾人利用自己的權力或權利、案件留白或司法含糊的地方，選擇性地揭露和隱藏自己所知的事情、使用黑暗和粗暴的手段維護自身利益。除了角色以好像真相的謊言自說自話，就連咲江堅持自己跛腳是因為從高處跌下來也無從驗證，律師和法官在庭外的用語其實很隨便，先有重盛指咲江跟三隅的關係「不正常」卻被質疑何謂「正常」，後有法官用是否「經濟」來談論應否重審，還有不是專業人士並心虛的美津江叫咲江別說「多餘」的事。再者，法官不希望重審除了牽涉金錢和時間上的考量，也是因為這種情況會使法庭聲譽受損，但為甚麼尊重疑犯的想法和權利會損害法庭的聲譽？攝津跟法官「打眼色」毫無「白底黑字」可言，怎麼可以如此影響案件審訊？司法咬文嚼字和嚴謹考究的體面形象，在本片中分崩離析。
另一方面，疑犯在法理上毫無話語權，命運被掌握在法官、律師、證人甚或陪審團手中，是枝裕和卻為疑犯「充權」。大家不得不被三隅的話折騰，而他若非在中後期否認控罪，也許他根本就不會被判死刑，換言之真正裁決的是他自己。「第三度殺人」在某程度上屬於自殺，他剝奪了法官和律師的實際力量。縱使外界仍然只能接收最片面的說法，他的確成功向局中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重盛因十字架圖形和金絲雀墳墓懷疑三隅是否想作審判，事實上三隅向重盛表示當年寄感謝卡給彰久是基於羨慕掌握生殺大權的人，但三隅同時認為自己不應該來到這個世上，一嘗自主滋味的他正審判着自己。我實在佩服役所廣司，明明不肯定角色有否殺人，以及角色葫蘆裏賣甚麼藥，也能詮釋得這麼可信。
雖然三隅像個「空瓶」，但看着他和重盛一直以來的互動，那種「空」不是徹底和令人寒心的「無」，「非人」得來有種溫度。這其實很是枝裕和，再冰冷也只是外殼。舉隅說，三隅對父母的不幸感到不公平。他似乎在否認自己是為免咲江說出慘痛經歷而否認控罪，還說咲江這個孩子很懂撒謊，但同時又表示如果重盛是因為這樣想才同意撐自己到底，他對自己或能幫人感到欣慰。他離開法庭時，從來沒有望過咲江一眼。這代表他們倆真的關係不深，還是他為了避免跟咲江接觸？可能這只是模糊不清而算不上曖昧吧，但三隅形象不夠冷酷甚或有點親和力。他讓重盛隔着探視室玻璃掌心貼掌心，猜中並說重盛有個女兒並想着她的事。除非他真的不知從哪裏得知重盛背景，兩人似乎真的透過大家的手掌連繫了。
其實這個戲有一個缺點，就是靠役所廣司撐起來。劇力和戲味不是由故事、人物和手法本身帶來的，基本上是役所廣司向三隅注入了生氣，否則這個角色強而有力僅是他的象徵，銀幕未成功地成為另一面探視室玻璃，讓觀眾感受他複雜和強烈的情感力量，繼而精神上心連心。故事、人物和手法更加像是用來呈現是枝裕和在法理人情和倫理關係的思辯，角色反過來作為命題的器皿。重盛作為主角就更失色，是枝裕和成功的是使觀眾看到重盛的確改變了，他沒有能力扭轉劣勢並不再對司法界的潛規則感到理所當然，但他本來就不相信法庭存在甚麼真相並認為有些人不應來到世上，劇烈的心理轉變未經過深入和令人信服的探討，其難度亦不及三隅。福山雅治能清楚重盛在不同狀態和處境有何思考和感受，即使演得不錯卻又不至驚豔。我反認為重盛的對手檢控官篠原一葵，跟市川實日子的演出更有味道和吸睛。
如果重盛和三隅是關於真相，那麼篠原就是關於公義。首先，篠原認定三隅是個罪無可恕的殺人犯，並認為重盛這些律師為了勝利助長罪犯的氣焰，更指重盛應該讓三隅正視自己的罪行，而她這番說話不是基於工作，是發自內心的看法。律師因為官司要站在某立場，無可厚非，然而抱着這種預設是否恰當，是否正義？其次，她本來認為既然三隅否認指控就理應重審，但聽了一番話後就改變心意順應法官，究竟她聽了甚麼呢？正是法官不想法庭聲譽受損的問題嗎？還是為何不順勢把握機會將三隅定罪？當三隅真的有殺人，用不公義的手法來達到公義說得通嗎？她這樣又何嘗不是好勝或屈服於現實，跟重盛有甚麼分別？另一方面，某場她跟重盛的團隊對話時，是枝裕和用對剪突顯篠原那邊較孤立，除了明示他們沒有人真的追求公義和真相，只有相對立場，也暗示女性在司法界的弱勢。日本「男主外，女主外」的思想仍根深蒂固，篠原實在是咬緊牙關地為了事業打拼，卻也受到太多挫折，習慣按本子辦事了。
不幸中之大幸的是，正當篠原如林奕華所說已被制度磨平，重盛剛剛上了一門充滿意義的法理課，並不再盲目地取勝，只是三隅快要行刑，真相從此銷聲匿跡。他到底是否一個「空瓶」，已成為重盛一輩子的疑問。探視室的鏡頭設計也許不夠「劇力」，在展現重盛和三隅的關係頗奏效。初段不論正面還是側面鏡頭也突顯探視室玻璃，強調距離。中後段的雙人鏡頭使玻璃像是消失了，意味接近卻又對壘。最後三隅的玻璃倒影疊在重盛的臉上，三隅跟重盛告別時陽光比很多場猛烈，既幻化三隅的形象，亦襯托重盛的迷思。後段不多見咲江穿戴橙紅色的外衣或手套，有為了官司失去自我或跟三隅疏離的感覺。就如這是其首部闊銀幕電影，無論在內在或是外觀上，是枝裕和也明顯地探索着新路向，希望其新作更見突破和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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