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政助上任．博評】減人工無助管治　擴大問責制才是治本之道

林鄭月娥任命的首批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筆者認為社會不少的評論都有其可取之處，也帶出選拔機制，公平原則，問責官員資歷等疑問，但是對於個別少數的意見和觀點，針對年輕人的能力，人工不值等卻不能認同。友人發來一篇題為《政府出錢養人渣》的文，不但行文毫無論據，只顧宣洩個人政治偏頗的政治立場和想法，更有極少數的建制派支持者表示認同，這樣的氣候和文化實在不應該鼓吹。反之，筆者認為現時問責官員的人工不但合理，反而應該趁機檢討是否應該擴大問責制，以回應社會對優質管治的訴求。

第一，先是擴大政治助理人數。政府有超過六百多名政務官，過千名首長級官員，過千名立法會與區議會議員及助理、地區主任，接近一萬名傳媒工作者，試問一個政治助理又如何能夠應付這樣的政治人際網呢？一間大規模的公營機構和跨國企業，公關部門最少有五十人以上，相反一個政策局，只有一個政治助理搭上幾個新聞主任，這不是讓這個政府公關團隊活得太累嗎？所以最少應該有一個政治助理團隊去協助局長和資深公務員，當中最理想是包括政黨人士，公關和傳媒人。

第二，社會大眾對薪酬應該有一個較客觀的看法。公眾及媒體關注問責官員的薪金固然重要。有些意見批評政治助理的待遇過高，介乎8萬至11萬的月薪非物超所值等。但是跟一個有七至十年工作經驗的公共事務經理相比，以12個月計，約8萬元薪金絕非過高。在各大私人機構任職中高層，底薪可能不及政治助理，但是他們卻有十三個月的人工，也有花紅，最少也以14個月月薪為基礎。與工作幾年或以上的高級政務主任薪金相比，政治助理的薪金其實是還要低的。還要算上的一點是，很大機會這些政治助理五年的薪金未必有得上調，完成任期後，又要過冷河和一年內從事相關行業要有所限制等。所以，單純以人工作為攻擊點，對新任官員不公平之餘，也顯得評論員不太懂得商業社會的薪酬階梯。

第三，問責制擴大，才有助吸納專業人士和泛民中間派人士。早在傳聞在政治助理名單上的無線電視首席記者吳璟儁及城市論壇主持人蘇敬恆，不但受各方認同，也深受市民愛戴。但他們還未上任，竟然惹來一些強硬建制派的支持者無理無緣地先打三十大板。這些意見針對兩人相對親泛民的立場而不斷作出攻擊。筆者著實難以認同相關指控，也覺得既然深明個別位置必然是意屬建制擔任，真的不如出多點錢，用好公帑去培養真心為市民服務的官員和年輕從政者。現實政治是講求合作，創造共贏，如果只是投降，逃避，躲在自己的領域作出批評，倒不如認真想想怎樣參與其中，作出有用的貢獻。

吳璟儁及蘇敬恆兩人從事政治新聞多年，經常採訪不少政治人物，建立了豐厚的人際網絡。 而且筆者與兩人接觸時，處處盡見他們的專業認真，客觀持平。蘇敬恆近年成功從謝志峰手中接棒，主持城市論壇，表現亦不為失禮，能夠有效地控制台上嘉賓發言及台下秩序。兩位傳媒人均身經百戰，掌握時事脈搏，而且業界也有不少高水平的傳媒人，政府為什麼就不能多聘用作為與市民溝通的橋樑。

問責制實行至今，過往曾經過委任不少中間派及溫和泛民人士如上屆的陸恭蕙及張炳良，到今屆的羅致光、民主思路的馮海容等，都是旨在促進政府與泛民主派的互相溝通。要修補社會撕裂，建立一個能包容不同黨派的政府十分重要，林鄭月娥今天有勇氣任命吳璟儁及蘇敬恆等專業傳媒人士，不失為作出大和解重要的一步。最後一點是，期望泛民各個政黨對黨員加入政府持開放態度，不應固步自封，硬要黨員退黨才能加入政府。政黨與壓力團體的最大分別在於政黨以執政為終極目標，若果泛民政黨人才，沒有一點管治經驗，到真的有機會掌權，又怎能讓香港人有信心呢？林鄭月娥完成施政報告後，不妨開展檢討問責制的工作，為五年後的問責官員組班打好基礎，自然就會減少社會各界的疑慮和釋除心結。正如一位讀者林添生來論的文章， 政治助理的工作可以是更專注於與政黨、議員、地區人士、利益團體、壓力團體、傳媒、學術界、商界等等有關持份者的溝通聯繫，香港政府需要更多有心有志向的通才加入，才能慢慢帶來優質管治。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