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生如何走上恐怖分子之路
Ohnesorg 死後，不少學生與知識分子轉趨激進，最後成立赤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進行城市游擊，對抗政府。二十年間，他們幹下多宗驚天大案，包括槍殺警察、劫機、縱火、打劫銀行、炸彈襲擊警署與美軍基地、攻入斯德哥爾摩德國大使館挾持人質、刺殺德國首席檢察官、綁架德國工會會長（最後撕票）、槍擊美國大使館、炸死德國銀行行長等等。
2014 年香港佔領運動期間，民調顯示，年輕和學歷高之港人，多支持佔領；年老和學歷低者，則普遍反對。兩群人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這種世代與學歷之爭，同樣發生於六十年代之歐美社會。
戰後新生代開始享有普及教育，與上一代教育程度低者之價值觀南轅北轍。新生代渴望改革社會，引發學運連年。當中尤以西德學運最激進，最終走上恐怖主義之路。
肩負上一代沒負起的重擔
在冷戰期間，即使歐美民主社會，亦實行某種威權統治。官商勾結，貪污盛行，財閥控制經濟命脈，言論與表達並非完全自由，警權過大，傳媒受政府或財閥操控。凡此種種，皆令教育程度高之新生代非常不滿。而基於歷史原因，西德學生更比其他國家學生多了一種孤憤。
西德在戰後二十年的重建中，不免依賴前朝精英階層之助；而前朝精英，多為納粹黨員或支持者，所以戰後不少政經要職都落入前納粹黨手中。例如 1953 年上任的德國總理府主管 Hans Globke，就是著名的納粹支持者，而 1966 年上任的德國總理 Kurt Georg Kiesinger，更是一名納粹黨員。
在這種氣氛下，納粹回朝似非空想。學生普遍認為，父母一代要為納粹興起負責，因為他們當初並無盡力抗爭，致令德國落得如斯下場。描述六十年代德國恐怖主義的暢銷書作者 Stefan Aust 曾說：「當警察殘忍地鎮壓學運之時，便會喚起有關納粹黨衛軍 SS 的記憶；當你看見祖國重返法西斯之路，你便會認為任何形式之勇武抗爭都是合理。因為你有責任進行你父母沒進行的反抗。」
警權過大惹的禍
然而在這種氣氛下，德國學運仍是「和理非」主導。最終將其激化的，是一條無辜人命。1967 年，伊朗末代君主巴勒維訪德，學生前往示威，抗議其腐敗及打壓異見，卻引來一班扮作巴勒維支持者的人毆打示威者，釀成騷動。有個首次參加學運的素人大學生 Benno Ohnesorg，完全沒作出暴力行為，卻被一名西德警察 Karl-Heinz Kurras 開槍射殺。
此警後來兩度受審，皆被撤銷控罪，引起公憤。警方反指示威者首先襲警，所以開槍自衛。但數十年後，新現之相片與錄影皆證實 Kurras 開槍並非自衛，警方當年實是有系統地掩飾真相。
其實該年代之警察手段殘暴，警權過大，亂作偽證，俱為常態，亦不獨西德如此。1961 年巴黎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和平示威中，法國警察便隨便開槍鎮壓，甚至將示威者捉回警署，處以行刑槍決，還將屍首丟進塞納河滅跡。1972 年，英國軍警亦曾於北愛爾蘭德里開槍屠殺和平示威者，史稱「血腥星期日」，事後更謊稱有愛爾蘭共和軍成員混入人群，首先向軍警開槍。數十載後，今日歐警執法普遍克制，實在經過漫長改革之路。
真正無底線的抗爭手段
Ohnesorg 死後，不少學生與知識分子轉趨激進，最後成立赤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進行城市游擊，對抗政府。二十年間，他們幹下多宗驚天大案，包括槍殺警察、劫機、縱火、打劫銀行、炸彈襲擊警署與美軍基地、攻入斯德哥爾摩德國大使館挾持人質、刺殺德國首席檢察官、綁架德國工會會長（最後撕票）、槍擊美國大使館、炸死德國銀行行長等等。在冷戰對峙下，他們在國外亦得到盟友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其提供訓練，東德特務組織 Stasi 則以金錢援助。而西德國內之知識界，早年亦普遍同情之。一些律師義助被捕之骨幹成員，甚至秘密為其向同伴傳令。
赤軍派在七八十年代非常活躍，深深震動德國社會。後因吏治改善，社會富裕，民主發展成熟，教育程度提高，傳媒監察見效，令抗爭誘因漸減。1989 年柏林圍牆被毀，兩德統一，更令他們失去目標與東德支援，最後急速消逝。有數個未落網的成員，在統一的德國生活多年後，可能經濟拮据，還落得要打劫銀行搶錢之下場。不過故事至此，仍未完結。
2009年，也就是學生 Ohnesorg 被殺四十多年後，新證據顯示，當初開槍的警察 Kurras，原來是一名東德 Stasi 特工，早已秘密加入東德共產黨，而且多年來一直為 Stasi 提供情報。至於他是否受 Stasi 指示而殺人，由於年代久遠，且 Stasi 早在東德倒台前便銷毀了大量檔案，所以就找不到證據。
政治現實之詭異，遠非電影小說能夠相比。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