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浮世繪】畫家Perry Dino一支畫筆踏前線　畫布沾上了催淚煙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示威遊行不斷，7月21日民陣發起的遊行開始前，在遊行路線終點附近、放滿了一排攝影機的柯布連道天橋上，唯獨有一處架上了畫架。站在畫布前，Perry Dino調好了油彩，手執畫筆，畫的是天橋前方景物。「我現在就像導演一樣準備布景，布景準備好了，演員就可以埋位。」他用畫筆沾了沾黃色的油彩，塗在畫布上的斑馬線，續道：「我是負責創造一個畫面，這畫面是凝固的，當中的模特兒我用多少錢也請不起，在幾秒內就要捕捉到。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一會兒會發生甚麼事，這是最刺激的地方。」
他一邊畫，一邊吸引到不少人好奇的人打量，甚至拿出手機，拍下他的作品。至遊行尾聲，一幅油畫雖然未告完成，但仍能看出畫布上人頭湧湧的示威場景。
Perry Dino是一位紀實畫家，每有示威、集會、社會運動，他定會背起畫箱、畫布，到現場紀錄，不少人或許都見過他作畫的身影，而自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風波開始至今，他已畫了逾十幅關於這場社會運動油畫。繪畫社會運動場面至今已七年，他說自己肩負着紀錄歷史、香港民主進程的重要任務，既無悔，亦是榮幸。「時代到了，我就做這件事。你如何猜想到那麼老套的油畫，竟會是在現場繪畫？」他笑笑，以藝名Dino的諧音反問：「不是『癲佬』怎麼做？」
攝影：李穎霖

新城市半小時內變了天

要紀錄示威遊行並不易，不但要在擠逼的環境中找到一個無人的背景，還要看附近有否警崗線、記者肯不肯讓位，而在兵荒馬亂的衝突場面發生前，就要收拾好工具離開，「因為要保護好畫作，很難再重來，像7月14日沙田區遊行，我在新城市廣場去了一趟洗手間，沒想到過了半小時，那裏就變了一個危險地方。」Perry說。

邊畫畫邊食催淚煙

從4月底首場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已舉行的遊行起，Perry一直跟進着整場運動的發展，至今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6月12日民間發起「三罷」活動時，警察於金鐘施效催淚彈驅散佔路示威者的畫作。當天他致電任教的幼稚園，表示自己將響應罷課時，他正站在天橋上作畫。「對方在電話裏聽到『撤回、撤回』，畫畫期間其實已嗅有三次催淚煙的味道。」當時身上並無任何防具和口罩，令經過的人都擔心他的安危：「畫着，有兩個年輕人走上來，說：『畫家，這次你真的要走了，我想速龍一分鐘就衝到上來！』」

畫布沾上催淚煙

Perry清楚記得自己心跳開始加速，逃離現場的人龍塞至海富中心天橋尾，有物資站人員拿物資上天橋，有十多歲的女生在旁哭着。他一邊撤離，身旁一直響起發射催淚彈「嘭、嘭、嘭」的聲音，「入到海富中心、港鐵站，附近就爆了一個催淚彈，今次『中晒』。之前三個(催淚彈)都忍受到，但今次我全中，眼水、鼻水模糊。當我出海富中心時是很感動流眼淚，我覺得雨傘運動回來了。」說完，看着當天畫的畫作，他續道：「這幅畫在現場應該至少「享受」了4次催淚煙。未來科技發展，應該會驗到當中的催淚煙化學物質。我覺得世界上不是有很多畫有催淚煙，這是頗有代表性的事。」

一切由D & G事件開始

走入Perry Dino的畫室，百多呎的空間塞滿了多幅畫作，只留下窄窄的通道和剛好夠他一人作畫的空間，「有逾百幅吧，我也數不清畫了，稍後可能還要另租一個地方作儲存。」90年代從理工學院畢業後，Perry從事廣告行業14年，直至女兒出生，為了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他毅然轉職成為視藝科老師。有了幸福的家庭、教職，生活本來應平穩，但2012年的D&G事件，為這七年份的紀實畫作打開了開端。

「當時D&G不讓港人在櫥窗拍照，只讓內地顧客拍照，這件事觸動了我，覺得『咁都得？』」不止是Perry，當時不少香港都為事件感到憤慨，甚至有網民發起到店舖門前拍照的行動，以表不滿，而這行動亦令未曾試在市區寫生的Perry產生興趣。 當天，逾千市民響應到場，Perry憶述自己站在廣東道對面一間銀行的入口，當個安全的旁觀者，簡單地架起三腳架，畫下當時情景，一畫便是一整天：「上巴士時發現自己的雙手很髒，但內心很開心、滿足感。」

悔恨八九年沒參與百萬人遊行

D&G事件只是一個開端，令他認真對待紀錄社會運動這件事的契機，發生在2012年6月4日。那時，他任教的學校正向學生播放了六四事件的片段，亦打開了的那份潛藏在Perry心中20多年的內疚。「我就站在禮堂的最後面，學生全部背向我，我黯然落淚。這觸碰了我多年來不敢碰的題目。」他慢慢地說着。

首次出席六四燭光集會後　開始不停畫社會運動場面

八九民運，香港人走上街頭，聲援示威群眾，百萬人遊行當天，仍在學的Perry卻須交功課。「最後理性擊退了感性，我留下來做功課。」然而，交了功課後，教授稱六四是國殤日，延遲了交功課的限期：「是很內疚，心裏想哭，為何不去（示威）呢？那時香港首次有逾百萬人示威，我就躲了起來。只為了功課。」廿多年後，這份內疚感一湧而出，令他萌生紀錄當天晚會的念頭。「那是我第一次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原來現場很暗的，肉眼判斷的顏色是全都錯了，結果我畫的人像黑猩猩一樣。」那晚過後，Perry形容自己像是「玩出火」，開始不停畫社會運動的場面。

以畫紀錄歷史讓女兒知道

和不少中年人一樣，50多歲的Perry出身很寒微，在徙置區成長，他坦言自己以往政治冷感，只想讀好書、找份好工作，改善生活環境，但多年過去，看着現今的政治環境，他總帶着一份對年輕人的愧疚。「作為成年人，我要向年青人道歉。」他說着，本來平淡的語調稍顯激動：「是我們當年把關不好，放了一個不好的政權下來，草草過了關，令年輕人現在的生活變得困難。」成了兩女之父，他更覺紀錄歷史相當重要：「我很想兩個女兒知道，爸爸當年那麼傻走出去，稱呼自己是「癲佬」是為了什麼？為的就是告訴她們，彌敦道、金鐘曾有人露營，以及他們這樣做背後的原因。」每每有示威活動，Perry總會把場面畫下，他視這是一種無聲的抗爭，但可以的話，他說其實並不想畫如此多示威畫面。

望有真民主後可將畫作捐出

畫下的畫已逾一百張，他深信畫作對後世具有價值，而這種價值並非在金錢上體現：「可能香港民主去了一個地步，有一間「民主進程展覽館，我就可以捐大部分的作品出去。」

然而，縱然他並非勇武地站在抗爭的最前線、只是和理非地畫畫，但他總擔心用了自己的真名作畫，會無法過關到內地買畫布，又擔心畫室的地址會曝光：「她都不一定是安全，我就最怕被破壞，或是賣走了去到一個不明身分的手上，之後就將它毀滅。」在強調法治、安全的香港，以往有這種擔心，或令人覺得只是杞人憂天，問Perry為何有此擔心，他也不太說得清，但這或許就是現時社會氛圍為人帶來的危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