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與一國兩制

六月四日是沉重的日子，是對八九年六四事件悼念和爭取平反的日子。過去兩年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政府當局也發出反對通知書，禁止支聯會等團體在維園舉辦六四晚會。這一年疫情緩和、限聚令放寬，但據報沒有團體入紙申請舉辦悼念活動，當局亦關閉維園以防止未經批准集會。天主教香港教區則已表示不舉辦六四追思彌撒，且有同工憂慮會違反《港區國安法》。

六四維園集會在香港舉辦多年，滿場燭光的畫面不只是香港新聞頭條，也常為國際傳媒報道。再一次沒有六四晚會，自然叫往年參加者以至不少市民不勝唏噓。但正如支聯會前常委梁錦威早前向傳媒所指，政府從未表明市民悼六四有違《港區國安法》，換言之六四燭光是否已成絕響，其實更看有沒有發起人，以及參加者如何做。

六四活動也須合法守法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回答記者提問時指出，公眾活動不論目的也必須合符法例要求，包括《港區國安法》、限聚令等社交距離措施，亦要得到場地擁有者的批准。六四維園集會當然亦不能違反上述法例要求，而政府當局的審批也應該一視同仁。我們沒有理由假設六四燭光集會必然違法。

過去的六四集會不是沒有爭議。2015年有大學生在燭光晚會現場焚燒《基本法》，要求移除《基本法》中「不合理的條文」，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便質疑焚燒之舉是否反對「一國兩制」。又例如《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有人討論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是否違法。先不論國安當局並沒有以支聯會的綱領指控其違反《港區國安法》，支聯會如今亦已經解散，其他人若申辦六四晚會，當然不會跟此等爭議掛勾。

說到底，六四事件涉及中國人民的傷亡，悼念是義之所在，而當年中央政府的處理不當，要求政府平反亦是理之所在。在香港悼念六四和爭取平反六四，不論《港區國安法》是否已經生效，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反過來說，若然有人藉悼念六四來挑戰中共政權，令相關活動變質，那便是香港政治和法律容不下的事，而問題不在悼念六四本身，而是一些政治主張有違「一國兩制」。

「一國」之下的政治空間

這個道理不只在六四，在其他政治活動和社會運動也一樣。2019年的反修例示威本身並沒有問題，但若然在沒有不反對通知書下非法集會，訴諸暴力，甚至宣揚「港獨」，當局自然不會容忍，嚴厲執法。此後若再有人組織遊行、政治示威等，他們也必須合法、守法，哪管他們是爭取提高最低工資、政制改革或是表達對個別官員的不滿。法律是判別相關活動是否可以舉辦的標準。

事實上，鄧小平早在1987年已經曾經指出，「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這個道理相當清楚，「一國兩制」容許批評政府、批評中央的空間，但這種「反對」不能是挑戰政權、觸碰主權的反對。而前年頒布的《港區國安法》，就是把這個道理說得更清楚明白。香港社會要看得清楚，政府官員也要準確拿捏，不能過猶不及。過鬆或是過緊，都會是「一國兩制」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