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穩定不是改革的障礙
穩定是中國面對挑戰時頻密表述的態度，意思是在應對挑戰過程中不要亂了陣腳，更要維持戰略定力，持續發展。在風浪中穩住舵，大船就不會傾側，只有這樣才能繼續航程；在火警中驚慌失措，除了無法脫離險境，可能造成更大的次生災害。說起來容易，要做到卻並不簡單。中國政府對穩定的堅持，讓很多人以為它很保守，然而，如果一個保守政府能夠高速發展，社會持續進步，那需要重新定義的就是保守。事實上，中國政府絕不保守，它所堅持的穩定是在積極發展的前提下發生，兩者並不矛盾，甚至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
在香港議題上，中央同樣用穩定來主導它的治理探索。止暴制亂是為了從社會騷亂中恢復穩定，但止暴制亂不可能化解深層次矛盾，更無法解決劏房困局。愛國者治港是良政善治的前提，但愛國者不必然就是「五善於」和「五有」的政治家，更不等同有了愛國者，高度自治就自然成功。國內的改革開放不是空喊口號，經濟建設更不會因為固步自封、畏縮不前而成功。改革和建設都是在發展中完成，穩定是指前進中的穩定，是發展中的穩定。香港的發展和改革當然是以穩定為前提，然而，穩定一旦被誤解為不需要檢討產業的發展路徑，不反思傳統分配模式的效率和公平性，不可以動搖既得利益結構，不嚴肅調整目前的治理團隊，這種穩定必然是虛無的，只是口號。
物先腐而後蟲生是香港的寫照
據說，不少內地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學者，曾經認為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已經將香港動亂的根源切除，疫情防控的徹底失敗讓他們質疑之前對香港的判斷很可能是錯誤的，開始認識到香港問題不只是外國勢力干預，更不只是一場別有用心的顏色革命，而是應該在香港整體治理失敗的層次去檢討。更重要的是，如果治理持續失效，無論是顏色革命或者病毒，都可以在失效的裂縫中入侵。「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這句古老名言用來解釋香港身處的困境是最合適不過的。
為什麼簡單的道理需要經歷如此折騰才能看得見？道理看似簡單，但現實卻並非如此簡單。當我們指責香港政府官員離地，跟不上內地的效率，不應該忘記中國的國家治理和經濟建設同樣不是驟然成功，而是經歷過幾十年的艱苦改革。市場經濟及開放外資參與建設甚至是中共建國之後經歷過無數挫折才意識到的有效政策。香港社會要徹底認識轉型和改革的重要性，估計還需要更強大的轉型共識。如果連中央政府也是經過二十多年才掌握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開始強調改革，香港官員的遲鈍就不見得難以理解。
香港人有一句俗語：遲到好過無到。夏寶龍主任提出「五善於」和「五有」要求，我相信是因為中央政府已經掌握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本質，那就是承擔香港治理責任的主要官員既不具備「五善於」，亦缺少應有的治理品質。就以如何掌握香港轉型階段的治理而言，香港政府顯然毫無前瞻性認識。國家主席習近平幾年前強調我們身處「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這不只是一般的政治學術理論，而是要求政府和人民在國家治理層面做好應對「大變局」的準備。不少人對此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但當我們審視今天的世界格局，難道事實不就是如此嗎？中國在變局中穩步前進，遇到特朗普的貿易和科技戰，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俄烏戰爭，它都用沉穩務實的態度面對，甚至成為變局中大家期望的穩定力量，這是因為它意識到世界將要發生變化，而且做好了準備，這亦是習近平多次強調「磨刀不誤砍柴工」的意思。
果斷改革才能帶來真正穩定
作為香港人，就算不關心俄烏戰爭、美國通脹、疫情讓全球至少六百萬人死亡、能源價格瘋狂上升、全球供應鏈的重組，也會看得見香港身處的困難。香港這一波疫情殺傷力如此大，就是因為香港政府缺乏防控準備而造成嚴重後果。打疫苗可以避免長者死亡，拒絕或延誤接種可能賠上性命，道理很簡單，而現實就視乎你是否做好了準備。夏寶龍主任去年要求治港愛國者懂得如何做事，而且必須是「想幹事、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今天香港政府疫情防控的舉棋不定，完全缺乏戰略定力，只能夠證明港府最高決策層是「不想幹事、不會幹事、不能幹事、幹不成事」。
沒有人反對穩定，但將穩定扭曲為不作為，甚至是改革的障礙，這不會是中央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的原意。既然香港政府對改革缺乏魄力和意識，那就應該重組，新政府必須由以改革為主導思想、積極有為的治理團隊組成。如果香港內部對改革有任何阻力，中央有責任糾正，就好像有責任為香港制定《港區國安法》一樣。不論是外部或內部力量挑戰國家安全，中央都不會坐視不理，問題是香港的改革是否與國家安全同樣重要？答案是肯定的，中共在十八大之後提出全面反腐和深化改革，它是用亡黨亡國來理解不作為的後果，力度自然也就大了。如果意識不到香港若缺乏改革，國家安全將無法保證，自然會錯誤認為止暴制亂之後的香港就萬事大吉、安枕無憂。
穩定是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只有社會穩定，國家安全才能保證；維護國家安全，同樣是為了社會穩定，讓人民過上美好生活。推動改革絕對不是無事生非，更不是為改革而改革。無論是檢討產業發展路徑，反思現行分配模式是否有效和公平、還是必須觸動既得利益結構、嚴肅整頓治理團隊的責任意識和施政佈局，都是因應社會存在結構性深層次矛盾的對策，如果不在這些方面大刀闊斧，果斷改革，就無法切實保證社會穩定，香港和國家的根本利益也將會被傷害。
中央應推動香港應對大變局
事實證明，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難以從內部推動政府改革，香港的政治生態更是缺乏改革基因，而一旦治港團隊意識不到社會必須通過改革和轉型應對身處的危機，它就很依賴中央政府的「提示」。以往由區隔心態主導的「一國兩制」把這種提示視為干預，內地官員大多忌諱就香港事務進行批評，中央客氣地評價香港政府「依法施政」，這些背景都不利於香港政府官員聽取外部意見，更打消了不少人對中央和港府提出意見的積極性。這種環境對香港推動改革非常不利。
中央政府必須反思香港改革的緊迫性，任何無法從內部推動改革的社會都可能面對更大的外部震盪。看似輕微的社會衝突輕易轉化為嚴重的社會動亂，甚至達到顏色革命的程度；自以為是嚴厲防控疫情的安排，卻輕易地被幾個輸入個案以摧枯拉朽之勢擊破。這些都說明了香港根本沒有意識到自身制度的不足，對挑戰和危機缺乏準備。如果經過這三年的挫折仍認為香港內部可以自我調整，那就是自欺欺人。中央政府是時候更積極向香港各階層做出全面改革的「提示」，只有這樣，香港才能夠同心協力，為「大變局」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