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傭工新外援無助解決結構問題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珮周四（20日）於立法會大會提出「規管外傭中介、保障僱傭權益」議案，針對外傭中介質素及不良營銷手法以及在疫情惡化下衍生的相關問題，建議檢視現有法律條文和守則、檢討標準僱傭合約、設立支援平台、僱傭雙方組織與領事館建立恆常交流機制，及強化勞工處和勞資審裁處功能，議案最後以大比數在分組點票下獲通過。

而選委會議員謝偉俊則提出修正案，促請政府研究准許輸入內地家傭。經自由黨李鎮強、民建聯顏汶羽及謝偉俊修正的原議案，雖然最終在分組投票獲通過，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則回應指基於入境管制及保安、社會以至家庭等方面的考慮，所以現時對於輸入家庭傭工的入境安排並不適用於內地、澳門或台灣的中國居民。

外傭中介監管值得審視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上年8月曾經發表「家中的陌生人/傭工：在香港聘用家傭與家庭關係的綜合分析」研究報告，不僅指出外傭需求有增無減且趨持續，及非中產家庭亦有很大的外傭需求，更發現有25％的來自中位數以下的家庭都有聘請外傭。此意味非中產家庭其實也受限於聘請外傭的困局之中，比陳家珮所言的「令中產家庭非常困擾」更普遍。

受到疫情影響，聘用外傭的成本進一步上升，同時又因為外傭檢疫設施不足令外傭在港供不應求，令到外傭跳工情況惡化，形成惡性循環。事實上過去五年由職業介紹所教唆外傭提早終止僱傭合約轉換僱主（「跳工」）的情況就有上升趨勢，在2017年至2021年間，勞工處接獲涉及職業介紹所教唆外傭提早終止僱傭合約轉換僱主（「跳工」）的投訴個案分別為15宗、九宗、17宗、29宗及177宗。所以對外傭中介作出更嚴格的規管，應有助控制職業介紹所教唆外傭提早終止僱傭合約轉換僱主（「跳工」）的情況，所產生的效益會比想像中更大，值得支持。

議員忽略結構問題

但面對雙職家庭的增加、出生率下降以及老年人口上升等社會結構問題，引入更多外傭以供香港市民聘用其實亦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而且當市民對於外傭的依賴日益增加，最後只會深化現時香港過份依賴家庭傭工的結構問題。

不同議員均提到家庭傭工可以作出家庭照顧上的支援，有助釋放婦女勞動力。這或許是正確的，但卻將家庭及事業放成了在對立面，必須要市民二擇其一。若因此而決定引入更多家庭傭工，不論傭工是來是外國或是內地，其實無助解決上述問題。社會更應該由疫情所引致的外傭荒吸取教訓，了解到繼續延伸外傭政策並未有利於香港社會發展。

議員及政府都應該帶頭引入更多不同的角度去應對現時香港過渡依賴外傭的問題，包括職場上推廣家庭友善政策，亦可以積極拓展本地本地家居服務，例如鼓勵年長或退休女士參加陪月班等課程，將來投入行業工作。後者一方面有利行業發展，更可以釋放出家庭勞動力，同時減少本地資源流出，長遠對香港發展更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