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共歷史決議．一｜自我革命也是治港之錨
去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第三份《歷史決議》，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件大事，但它對香港有什麼意義卻甚少有人提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它的政治行為必然影響香港。更重要的是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經驗舉世矚目，中共的歷史總結是任何從政者都應該參考的材料，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更可以近水樓台。近日，《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六中全會中的講話內容，更容易讓大家了解《歷史決議》的思考脈絡。因此，我從講話中挑選了兩個題材：「自我革命」和「現代化」，嘗試為讀者找到讀懂《歷史決議》和中共的捷徑。
香港人普遍對中共不瞭解，更無法從它的言行中看到規律或思想體系，只能夠在某些隻言片語中摸索。這種缺乏基礎而且是通過表像去掌握的認知容易被誤導，難怪最近中共隆重其事推出第三份《歷史決議》卻沒有在香港引起任何討論，遑論從中窺探對香港會否有任何啟示。接受西方教育的香港人也少有理解中共對歷史的重視，但如果不瞭解中共的歷史，不瞭解它為什麼如此重視歷史，就無法從中悟出它為什麼在香港堅持「一國兩制」，而且這並非權宜之計，而是由中共歷史認識的核心理念所支撐的制度設計。
中共對歷史的重視源於兩個方面。首先，中國傳統文明就是建基在以歷史發展規律為基礎的知識集成，是歷朝歷代知識和思想的彙集。《四庫全書》就是按經、史、子、集分部將知識集大成的案例，而其中「史」更是重要脈絡和所有內容之間的銜接。其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中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當然對歷史發展規律深有認識，而且是它對政治全域認識的基礎。因此，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不是什麼宣傳材料或個別人的政治表述，而是中國共產黨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治理規律，以及不同時期治理者對國家發展承擔什麼任務的前提。
這裏談論的歷史並非指簡單的歷史事件，而是從歷史經驗中找出人民的生活追求與社會的價值脈絡，從而對症下藥，完成治理者的任務。從政者的工作是處理當下社會治理的難題，然而，治理如果不建基在對歷史的認識和反思，不知道我們從哪裏來、要去哪裏，就只會是虛無的，管治者更無法知道人民的處境和追求。
這就是中共檢討其百年歷史的意義所在。
用自我革命破除政治周期律
習近平在這次六中全會《歷史決議》的討論中多次提及周期律。早在1945年，毛澤東與民主黨派人士討論戰後中國政治格局時就談到了周期律。當時的民盟創始人之一黃炎培在後來史學家稱之為「窯洞對」的談話中提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觀察，質疑中共如何打破朝代更迭不斷的歷史政治定律。毛澤東認為「民主」可以讓社會跳出這種政權興衰的周期律，而在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認為除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可以解決周期律的問題，中共堅持的「自我革命」亦為打破周期律提供了路徑。他說，「經過百年奮鬥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其實，無論是毛澤東還是習近平，他們所要說明的都是圍繞着三個方面：人民為中心、中共的本質、兩者之間的共同價值追求。
西方過去一百多年不斷呼喚民主，但顯然並沒有因此就真正得到民主。如果人民真的當家作主，為何會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階級對抗？為何會到處是動亂及戰爭？為何發生不止歇的種族和宗教衝突？民主不是口號，更不只是選舉，而是必須依賴一系列優秀的社會、經濟治理措施，而叫囂民主的政客，歷史證明他們只是推動社會富裕的資本家和工業家的「食客」。
民主不是貧窮和流離失所，更不會只是富裕階層的自由。資本更不會重視民主，特別是經濟的民主。當財富集中到一定程度，社會現實無法繼續遮蔽制度的不公和無用，結果當然是資本繼續發展，跛腳的民主卻開始暴露自己的缺陷，甚至不再被看得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今天的境況不就是最佳的證據嗎？
為什麼中共強勢推動「一個不能少」的脫貧政策，西方政府不敢將其批評為專制？為什麼中共提出禁止資本無序擴張，西方經濟學家沒有用市場經濟理論來質問？為什麼中國發展高科技，推動製造業的轉型升級，西方政客只能夠亦步亦趨？因為西方的精英階層都知道，中國人民正是受惠於這些政策，而西方國家的人民亦正呼籲自己的政府推進同樣政策，可惜，統領他們的政客缺乏魄力和能力，認識不到，落實不了。
以人民為中心承擔治理責任
如果要問中共是什麼樣的政黨，最佳的描述就是：實事求是、承擔治理責任的政治組織。它在不同時期承擔着不同的責任。在成立初期，它是一個軍事和革命的組織，目的是用暴力打破舊制度，建立新社會。建國之後，它是企圖建立公平社會的學習群體，有時候甚至是一個莽撞少年，不斷在試錯和鍛煉治理國家與社會的方法和能力。幾十年前，它確定了自己的專業走向，一心一意為建設國家經濟而推動改革，不斷嘗試各種經濟和社會治理新方法。這幾年，它找到了較適合中國的現代化路徑，也有了更好的經驗積累，自信心變得更為扎實，提出要有系統地讓人民團結一起建設現代化強國。
將這一切連貫起來的，就是中共近年經常提及的「初心使命」、「民族復興」。在上述四個歷史階段中，中共持續聚焦在改善人民生活，過程中有失誤，甚至是嚴重的，但卻沒有改變它的初心本色，持續推動自我的糾正與超越，沒有被輸入的意識形態——無論是蘇聯所代表的共產主義，還是西方國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動搖自己的根本方向，最終成功走出了適合自己的道路。如果沒有如此篤定的堅持和信念，就不會成就矢志不移的一群人。然而，這種堅持和信念是如何做到的？正是通過不斷的學習、不斷的自我革命。經歷過一百年考驗的中共，已經證明這種「自我革命」是保證初心不改、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不會變形走樣的有效方法。
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共通點就是大家都追求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知道，如果缺乏公平正義，國家的富強都是過眼雲煙，瞬間即逝，人民的美好生活根本無法保證。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或今天大家所認識的社會主義的根本要義。道理其實很簡單，社會本來就是眾人的，人就是通過社會成為人民，既然如此，民主能夠與公平正義相悖而行嗎？沒有公平正義就不可能有民主，由某個利益階層統領的社會，特別是資本統領的社會，又如何可能有公平正義？只有當人民和治理的團隊都堅實追求同一種價值觀，而且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不斷改革、自我提升，才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架橋。
讀懂百年中共是治港的基礎
歷史周期律一直被視為探討政權興衰治亂的基礎，而歷史已一再證明，要解決歷史週期律的困局，從來不會是，亦不能夠是來自對權力的爭奪。只有認識到歷史周期律本身並非恰當的命題，權力也只是治理的工具，其正當性立足於於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保障、社會是否有效運作，才不會為周期律所糾結。社會興旺從來就是為政者無時無刻不反思己過，想着人民的需要，才可能達到，一旦逆其道而行，將責任往外推，拒絕承擔，社會的衰敗就不會很遠，權力的不穩就會隨時發生。
當黃炎培提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時，他是對當時的政治現象提出了世紀之問。毛澤東對此質疑給出了適合當時政局的回答，從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家的視角，提出了「民主」的解決方案。如今，習近平根據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與教訓，特別是經濟建設過程所獲得的歷史認識，從方法論層面提出了「自我革命」的時代回應。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擁有對公平正義的堅持，也就是對社會主義價值觀有了深刻的認識，就不應再將焦點放在歷史周期律上，而是要超越這種歷史認識，化解通過權力結構去審視周期律的歷史束縛。
要讓香港人準確理解中共的歷史認知，絕不容易。眨眼之間，中共已經是百年大黨，而今天的年輕人對二十多年前的港英時期都只是一知半解，又如何可以想像他們去掌握更寬闊的歷史，對舊中國有所認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既然中共剛推出自己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很好地介紹了自己的百年成長歷程，而且對現階段的歷史使命有了更詳細的說明，香港也應該細心閱讀，這對瞭解中共以及過去百年中國的變化，包括這樣的歷史背景如何造就了「一國兩制」的提出，不失為一個好起點。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對於年輕人來講，哪怕只是當中的一小部分強化了這種歷史認識，都將為「港人治港」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主動走出「港人治港」獨特道路
事實上，香港實踐中的「一國兩制」正是從國家與社會治理視域應對周期律的手段之一，它是基於對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認知而作出的政治設計，是考慮到香港的歷史現實，認同香港延續自己歷史發展軌跡而設計的制度，切合中國和香港身處的歷史階段，是中共「自我革命」的寫照。相對於西方社會認為世界只能夠有一樣民主、一條現代化道路，甚至只有一種宗教，被視為專制教條的中共卻能夠在自己統治的地方實施另一種制度，足以證明這才是對民主的尊重。當然，設計了制度不表示它就活了，甚至成功了。任何道路都不會是一帆風順，任何成就不會是不勞而獲，國家披荊斬棘走出了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香港又如何可能不承擔走出「港人治港」這條獨特道路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