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論壇．田飛龍｜立法會選舉是香港民主精神的大考
【本文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
香港立法會選舉非常臨近了，但有關選戰似乎少了以往的趣味、激情、不確定性和外部勢力的諜影重重，戲份和戲感都少了，甚至「角兒」也少了。於是乎，選民在利益感知和政治審美上均處於一種不適應狀態，但實際投票日又很快到來。這種新制度與選民基礎的心理溝通過程必然就不夠充分，甚至存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和民主價值與方向感的極大誤解。由建制派候選人占絕大多數的「選戰」，基本呈現「君子」與「淑女」之爭，少了「小人」攪局和挑戰，少了非建制派中「實力派」的政治壓力，也少了煽動性政治媒體（如蘋果日報）的扭曲和轟炸，顯得有些波瀾不驚，慢條斯理，真真假假，甚至氣氛不彰和缺乏創意了。
因新選制的「愛國者」清晰邊界而制度性出局的反對派們，未能在過去半年時間內完成基本盤的「忠誠反對派」自我改造，目前狀態是要麼銷聲匿跡，要麼只關注「直選投票率」並想盡辦法煽動選民投白票或不投票，以極盡羞辱新選制及其背後的國家立法者權威。反對派需要「高白票率」和「低投票率」對新選制進行極端化、貌似「公投」樣式的羞辱：其一，煽動不投票，製造「史上最低投票率」（據悲觀估計是兩成多一點），以作消極的「選舉不合作」抗爭；其二，對投票參與者呼籲「投白票」以作積極的「選舉不合作」抗爭。反對派為了政治洩憤，非常期待他們「曾經」的基礎選民作「二選一」的策略性選擇：要麼不投票，要麼投白票。兩種「負面投票」形式的政治目的都是一樣的，即極盡羞辱新選制。嚴格來講，這些「負面投票」的煽動者和可能的追隨者並不是在支持和愛護香港民主，而是進一步製造社會撕裂和民粹對抗，並為美國等西方勢力否定香港民主和展開「民主制裁」提供藉口。
置身世界級民主辯論「焦點戰場」
由於在民主觀念、民主話語權和新選制的代表制原理上未盡吃透和產生相稱的責任倫理，以及缺乏創意性的選舉宣傳和選民溝通能力，香港社會多個方面對此次選舉的「直選投票率」以及香港民主的國際認受性大體持有一種低估和悲觀的預測、判斷和消極心理。此次立法會選舉發生於中美「民主大辯論」的餘波之中，12月19日選舉投票的有關指標（特別是投票率）必然成為這場世界級民主辯論的相關聯的「焦點戰場」，一個核對總和拉鋸「香港民主」話語權的鬥爭性議題。在這樣的內外複雜情勢和香港人心浮動的特定處境下，選擇沉默、低估或哀歎以及按部就班做事是最安全的策略，但就新選制的社會紮根和選民溝通而言又是最不負責任的「懶思」乃至於「懶政」行為。當然，無論是舊選制，還是新選制，都是對香港自治能力的核對總和測試，是對香港民主精神與合作理性的摸底和塑造。此次立法會選舉，是香港民主精神的大考，勢必深刻影響到香港民主與社會自由的未來演變以及國際社會對香港民主自治能力的評估和互動。
在「投票率迷思」、外部民主貶低和民主制裁以及新選制艱難落地的整體氛圍下，陳端洪教授近日在香港01發表的《香港精神的驗證與續造》一文可謂充滿哲學思辨和責任倫理的理性思考，難得一見。陳教授是「內地知港派」，不僅因其在香港有較長的工作經歷和互動經驗，更因為他對民主的歷史、制度和演變規律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對政治憲法學有首要的發掘和推進之功，深諳人民與憲法互動之道。在該文中，陳教授首先歸納了香港選民心理的「六種」狀態，這些狀態類似一種政治素描，將香港當下的選民政治心理尤其是非建制派選民的心曲予以客觀的揭示和陳述，並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理解」香港選民的心理波動和投票意願的猶豫不決。但陳教授並未停留於選民心理的素描，或者簡單的政治「共情」，作為憲法理論家，他進一步深入了「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和香港民主的演變歷史，指出「一國兩制」作為主權秩序的例外安排，需要香港社會特別珍惜以及國家小心呵護。言下之意，任何破壞「一國兩制」內含之國家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均應受到譴責。
陳教授追溯了香港回歸以來的民主歷史，對《基本法》23條立法、八三一決定闖關、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反修例運動等直接推動香港民主思潮和路線變遷的重大事件進行簡要評判，指出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代表」對香港民主挫折負有責任，辜負選民期待，也將香港民主置於嚴峻的鬥爭和風險處境之中。筆者認為陳教授的民主史回溯有助於引導香港選民辨清既往政治責任的歸屬，重新理性思考誰有資格代表他們以及如何用選票找出新的政治代表。香港民主作為一種自治民主形式，迫切需要與國家理性溝通和相互信任，也需要與外部世界建立正常和符合基本政治倫理的互動關係，但上述事件中香港泛民主派不能證明自身符合「愛國者」底線要求，也不能證明所作所為符合法治條件下追求民主的基本操守與合作理性。香港民主運動走入公民抗命和勇武黑暴的泥潭，與香港泛民主派對「民主」與國家、法治及香港地位之憲制相關性的錯位認知深有關聯。
為了幫助香港選民走出「投票率迷思」及其民主誤導性，對新選制建立新的知識框架和接受性標準，陳教授從代表制層面進行了簡要但清晰的解釋和論證：其一，香港民主是功能代表制和地區代表制相結合的混合民主，與香港的商業社會的功利主義精神及其政治代表原理相關，又能夠給出地區代表制適當的比例加以節制和平衡；其二，功能代表制的規範理由在於人是社會的，社會是異質的，社會又是功能複合體，在理想的代表制民主意義上不可能單純依賴「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加以制度性整合；其三，新選制下的直選比例儘管相對偏低，但仍然是香港選舉民主的重要成分，也是選民政治成熟和直選議員脫穎而出的主要制度範疇，簡單放棄或攬炒這一範疇的選舉及其貢獻於香港民主體系的政治可能性，是對香港民主未來的不負責任；其四，呼籲投白票或不投票者，是將香港民主作為兒戲，是一種政治巫術和對選民政治靈魂的掠奪。陳教授在文章結尾動情發出「斯港斯民，更哪堪幾多風雨？」以筆者對陳教授的學術、人格與愛護香港的程度之見證與判斷，這種情感清澈、深邃甚至帶有幾分悲愴。回到陳教授的文章標題，此次立法會選舉確是對香港精神的「驗證與續造」，是香港民主在國家理性大熔爐和新時代果敢決絕政治精神中的「鳳凰涅槃」。
香港民主必須與國家理性連結
陳教授的文章篇幅不長，但理論機鋒暗藏，對香港民主「錯失」的時光和機遇深有痛惜，對香港民主「再出發」的艱難曲折深有體察，對香港選民的民主理性自覺和投票意願回歸深有期待，表現了他長期深耕政治憲法學與「一國兩制」研究的理論敏感性和政治責任感。
陳教授文章中有諸多理論頭緒和判斷值得細緻品味，其理性解釋新選制的民主代表性以及直接與香港選民進行「深切」心理對話的真誠性，包括作為理論家言說現實政治時不得不有的修辭、分寸、明暗結構和責任倫理，溢於言表。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政治也是僵死的藝術，政治到底如何演變，歸根結柢還是特定社會的理性精神與合作倫理，所謂「香港精神」的大考正在於此。
我們可以從陳教授整篇文章的理論「重疊色」和政治語言藝術層面加以更深入解讀，這對理解此次立法會選舉的艱難和契機以及香港民主的歷史機運深有幫助：
其一，陳教授在文章中直率地提出「國家是人類的宿命，也是人類自由精神的最高實現」。這顯然不是自由主義的教條，而是一種合理的國家主義，與中國「大一統」文化傳統及憲法根本法精神相契合，也是「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所在。不理解甚至反對進而「反叛」國家，是香港民主和香港民主派誤入歧途的精神根源。我在文章標題中也曾用過「一國是命運，兩制是生活」（《中國評論》2021年8月號，對陸恭蕙和高禮文香港著作的理論書評）來陳述「一國兩制」的國家前提與國家理性。而2019年反修例運動正是以「時代革命」的本土主義名義將「一國兩制」的國家放逐至「最遠處」，形同虛無，而香港國安法、新選舉法以及基於「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對香港「公民社會」的漸次改造，其根本的法理依據和政治動機即為找回「國家」。理解和接受國家前提，是香港民主再出發的「命門」。
其二，陳教授用功利主義解釋香港商業社會及其繁榮原理，對於節制民主的民粹化是有力的規範理由，所謂「均衡參與」就是這種原理。香港的民主，不是香港本地可以「自足」代表和運行的民主，而是「一國兩制」下的地方民主，國家必然有首要的「份額」和話語權，其次是香港社會的「功能」成分有正當的利益表達和政治代表的權利，再次是香港每一個合資格選民有選舉「地區」代表的權利。三者的有機結合就是新選制度三個選舉範疇的合法性體系，也是「均衡參與」的政治精髓所在。香港選民當明乎此一要義。如果香港民主走單一的「直選」路線而喪失對國家利益、功能成分利益的有效代表和比例平衡，「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與憲制功能就會落空，香港也很難繼續維持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下去。這或許正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民主不得不接受的結構性限定，以此才可正當獲得並保持一種「高度自治」的憲制優越地位。
其三，陳教授文章對功能代表制的政治哲學解釋與合理性論證，對泛民主派的「廢除功能代表制」的激進主張是一種理論制約和批判。「功能代表制」既是「一國兩制」的合理憲製成分及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依賴因素，也是香港社會自身的構成和要素，新選制對其進行必要的制度保護和鞏固，也是對香港社會的一種理性保護，確保香港民主發展與既定的憲制秩序和社會和諧結構相協調與平衡。比較而言，一味追求香港民主「純之又純」的完全直選制度，且不能接受任何的國家安全與社會利益的節制，反倒是一種破壞香港民主之制度條件與社會基礎的激進訴求。這一民主路線固然可以激起民心特別是青年人的一時回應及有利於在選戰中以「口號」壓人奪位，卻不利於香港民主的穩健發展和結構理性的生成。陳教授回溯的香港回歸以來的民主史證明了這一切。
其四，陳教授文章向香港選民傳遞心聲，將政改失敗與民主挫折的責任間接、部分地歸於泛民代表，是符合事實及基本公正的，也有助於和香港選民真誠溝通及引導民意轉變，但具體結果仍然撲朔迷離。直選投票率仍然是個謎團。儘管陳教授確信選民理性是可變的，對泛民代表的推定可反駁和可推翻的，但最終到底投票率多少，確實是「香港精神的驗證和續造」。不過，比較2019年「黑暴區議會」光景，倉促之間未必能期待到香港選民理性的結構性回歸。當然，學者只能盡言說和勸解的理論責任，無法為最終的選舉責任和民主政治的運行責任負責。
其五，陳教授對反對派煽動的投白票或不投票行為進行了道德上的批判和譴責，犀利指出對香港民主再出發的深刻危害性，希望選民洞察利害關係，作出獨立和理性的抉擇。但白票和不投票很可能就是此次立法會選舉中反對派的兩種主要的選舉對抗方式，因為他們會以「個人選票是最後的武器」進行悲情動員，進行政治洩憤和選舉攬炒，並給外部勢力提供否定香港民主和進行民主制裁的事實與理由。作為港獨國際路線代表的許智峯的「選舉如水計劃」以及羅冠聰出席拜登「民主峰會」的虛妄言行已折射香港此次選舉的幾許陰霾。
一場對香港民主與未來的「信任投票」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近日表示香港仍有大量「外國代理人」在策劃破壞立法會選舉，貶低香港民主。可想而知，這些「外國代理人」的主要考核業績正是低投票率或高白票率，他們的地下動員能力和選民基礎不容低估。新選制雖然落地，香港「顏色革命」之憂雖然遠去，但「愛國者治港」的社會政治基礎遠未鞏固。此次香港選舉並不是一個正常理性社會的規範性選舉，夾雜了香港本土主義的強大在地勢力、中美新冷戰和東西方衝突的宏觀背景及力量鬥爭的複雜因素，常規常理之解釋與溝通未必能夠奏效，故陳教授發自內心的理論解說和朝向選民的民主呼籲也可能只是一種主觀的美好願望而已。這裡不禁讓我想起了清朝著名詩人和思想家龔自珍的慨歎：「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
然而，如果香港民主不尋回國家前提，不依據新選制展開，而是一任「低投票率」的躺平式悲觀和底氣不足的回避/忽視，以及白票和不投票的選舉攬炒橫行，加之投票後的香港民主話語權鬥爭和來自美國等西方勢力的民主制裁，香港民主的未來又有什麼希望和光亮呢？「時代革命」已經徹底失敗，本土自決也是無望之地，香港民主再出發除了從新選制開始，還能有什麼樣的確定起點和路徑呢？香港民主要走在香港自己的大地和制度上，而不是走在本土主義的攬炒泥潭和「民主峰會」的空虛幻境之中。
國家的制度本分和民主空間已然給定，國家安全與香港民主的「暫時平衡解」就是新選制，而能使香港民主重獲生機與活力的最關鍵角色便成了握有實實在在選票的每一個合資格選民，只有他們負責任的集體投票和理性選擇才能使得香港民主贏得國家信任和國際社會尊重。而如果他們簡單迎合反對派的煽動，選擇負氣不投票或洩憤投白票，其政治本質就是將香港民主一同攬炒，堵住香港民主再出發和未來發展的一切希望和通道，並對下一代負上嚴重的拖累民主進步的時代責任。12月19日，一個註定是香港民主歷史的里程碑時刻，投票已不是關於具體選舉哪個候選人的策略行為，而是對香港民主與香港未來的「信任投票」，也是陳教授所謂的「香港精神」的自我驗證和超越。
總之，投票日臨近了，香港民主精神正面臨大考，而回答者就是每一個合法選民。作為研究和熱愛香港及「一國兩制」事業的青年憲法學者，我希望留給香港選民一個「懸思」的民主之問，即每一個不準備「跑路」、「移民」和「孤狼恐襲」的理性選民個體都應當嚴肅地自問：我的選票在香港民主再出發的嚴峻時刻應當發揮什麼樣的歷史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