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走出令美國反思的發展道路

周三（3日），美國億萬富商、「股神」巴菲特的商業伙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訪問時，他讚譽中國的體制有效介入經濟繁榮期的市場放任發展，而且屢屢透過適當的市場介入和干預措施，成功避免中國經濟陷入泡沫化或大蕭條的困窘。對於中國的監管機構往往果斷地在經濟繁榮期的介入、調節，芒格承認「共產中國在面對經濟繁榮時比資本主義的美國更顯聰明」，亦因為如此他才覺得美國不應該預期每一個國家遇到的問題都可以透過美式民主體制解決，特別是中國所面對的人口等問題都亟需中國政府的積極措施應對。妄想美國的體制適用在中國問題上，芒格認為「這不過是美國的自負和自我中心」，他並反問「難道不應該有一個在某些方面比我們更聰明的國家嗎？」

芒格這種對於中國體制有讚有彈自然並非什麼石破天驚的新鮮看法，然而這位商界巨亨之所以在此時強調中國體制的獨特性及其可取之處，無疑是觀察到美國的經濟早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困窘境況，近日美國執政民主黨推出的「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計劃最終不過是「以新債支持舊債」推動經濟發展。即使表面各類型的經濟數據都似乎反映着美國經濟正在逐步復甦，但問題是聯儲局這種無日無之的減息買債能夠支撐着美國多久？當中國政府在經濟繁榮期間懂得拿捏宏觀長遠的調控措施，美國卻落得「收水」與「蕭條」的兩難局面，這不正正說明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靈活與彈性，以及值得美國制度反思自身制度的問題嗎？

中國制度正在學習

芒格對中國政府在經濟繁榮時的適切介入、調節報以欣賞目光，這種靈活與彈性的干預自然是因為中國不論領導人或監管機構都深明沒有「一本通書用到老」的道理。從19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開始，中國經濟就一直適應不同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作出調整。尤其在80年代，中國各個城市均需要資金發展基建，而中國政府便四出參考包括香港在內等地區的經驗，並且成立土地管理局以轉讓土地使用權為政府增加收入。其中深圳作為中國首個的經濟特區便先試先行並作為試點，舉行全國第一場的土地拍賣會。

儘管賣地的收入早已逐漸成為往後三十年間各級政府發展的重要資金，然而面對趨於熾熱的樓市以及過度仰賴房地產增長的發展模式，中國官員亦果斷地以收回財權、房地產稅等方法改變中國的增長模式。這正正說明了中國制度一直在學習和適應的過程當中，而各種試點的政策舉措更是顯示中國管治模式並不以一種方式處理國家社會問題，而是一種不斷嘗試、學習、錯誤、再修正和完善的過程。

反觀美國的資本主義市場制度，它顯然是相對失去彈性的學習能力。當政府角色只能局限於被動的監管者，面對所有熾熱的投機炒賣往往只能後知後覺地反應，而且所有監管措施最終都是屈服於市場的力量以及華爾街巨企勢力，政府自然難免會落得被動地跟住市場走的下場。自2008年的美國金融海潚席捲全球金融資本市場後，為了避免各所金融機構倒閉以及美國民怨徹底的爆發，每屆美國政府亦只能落得以債養債，不斷提升國債上限以支持早已疲憊不堪的經濟。

中國所能帶動的實質企業盈利和增長

除了中國制度的靈活彈性外，芒格對中國體制的讚譽更不能脫離中國帶動企業龐大盈利和增長的事實。橫顧全球各國市場，各所企業根本不可能尋找到類似中國那樣兼具龐大規模和增長動力的市場。儘管外國媒體在中美貿易戰初期一直吹奏外資企業會撤出中國市場的消息，並且振振有詞地形容監管機構的介入將會加快外資企業調整在華業務的步伐，然而實情卻只有中國能夠為這些企業帶來巨額盈利和增長幅度，那些撤資的傳聞壓根兒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近日，美國電動車巨企Tesla成為全球首間市值過萬億美元的汽車企業，幾乎每日股價都在再創新高，這亦是得益於中國市場和生產中心為這所企業所帶來的成本效益和增長動力。然而，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一直沒有停止對電動車市場的監管，包括對出行數據的規範。可是監管和介入卻沒有嚇阻Tesla在華業務，反而它還作出了適當的配合。這一例子正正說明監管嚇怕資金企業的說法只是晃子，而本身在中國能夠賺取豐厚利潤的企業亦根本不會懼怕政府的監管措施，因為這些企業都清楚他們比任何人更需要中國的市場。

嚴控經濟繁榮度是掌握國家發展的模式

中國監管機構近年無疑都積極地介入和嚴控經濟繁榮的水平，就是因為這個過程將決定國家的發展轉向和模式。因為中國的領導人都清楚，即使市場表面上出現可觀的增長，事實卻不代表對實體經濟有實質貢獻。而在這個時候，政府調控和介入就更顯掌握國家發展模式的重要性。相比之下，美國股市雖然繼續再創新高，但它的實體經濟卻避不過產業空洞化和國家以債養債的命運。芒格看到箇中問題，亦把他的資金投入了中國市場；然而美國政客卻只會繼續自欺欺人，繼績演繹美國制度的優越性，因為根本而言他們就是制度缺陷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