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發展得考慮社會需要

新加坡國立大學與耶魯大學合辦的文理學院（下稱Yale-NUS College）在創校十年後，上月便宣佈將陸續結束這個曾經被譽為「二十一世紀新高等教育模式」的合作計劃。周一（13日）新加坡教育部長陳振聲就此向新加坡國會透露，有關決定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在7月向耶魯方面提出，目的是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發展尋找新的路向。

成立於2011年，Yale-NUS College是為當時新加坡國立大學聯合美國頂尖學府在亞洲發展博亞教育的旗艦級項目。有關合作是為2008年新加坡教育部門提出的構想，在新加坡建立一所頂尖的文理學院。當時新加坡教育部門以「更佳的選擇，更大的發揮空間」為題發表報告，認為新加坡的高等教育發展亦應該以文理學院為目標，培養跨學科的通才教育。及後2010年新加坡國立大學遂與美國耶魯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成就了Yale-NUS College的出現，並且在2013年錄取了首屆157名學生並開始這種跨國教育發展模式的探索。

一窩蜂的跨國教育發展模式

這種跨國教育的發展模式（Models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從2010年起便從中東的海灣地區席捲到亞洲。不少的亞洲政府和大學管理層遂邀請知名的歐美大學學府合作辦學，並且提供各式各樣的經濟誘因，希望藉此提升國際化等目標。這種發展模式從遠距的學位到成立雙學位課程，甚至成立分校（Branch campus），其變化包羅萬有。

這種發展模式亦可謂一窩蜂地成為了發展熱潮，在2012年就有超過200所歐美大學在亞洲設立分校，並且有接近40個計劃已經在籌備落實階段。而新加圾的Yale-NUS College 就是在這個時空出現，而美國的紐約大學亦在2012年在上海設立分校，同年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亦進駐了香港長沙灣歷史建築物北九龍裁判法院。

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發展議程

新加坡教育部門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其中一個不想認還須認的事實是，這種發展模式所需要的資源投放遠遠超過預期，而且越來越不合符成本比例。儘管Yale-NUS College從創校至今已經籌得8000萬的坡元經費，這個數目卻遠比預期所需的3億坡元目標仍然有著不少距離。而且有關學院亦陷入不少的招生困難，目前每年的招生人數只維持在250人左右，要維持這重規模小，但每名學生教學成本高昂的教育模式，除非政府願意不計成本地支持，否則單單依賴學院本身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財政就根本難以支持。

面對這種財政問題，合作的另一方美國耶魯大學亦提出不少方案，包括擴大招生、增加學費等，然而這些建議明顯地不合符新加坡社會的實際需要。尤其是當Yale-NUS College的學費已經比新加坡國立大學或其他本地課程昂貴，而假如增加學費亦無可避免地墮入「何不正接前往外地升學」的局面。在維持學院的收生質素和平衝教學成本，最終被學院取錄的學生成為了代罪羔羊，而他們的學校亦將在2025年正式結束。

各國政府都要求大學重新思考大學的發展方向

面對過去這種不符合社會實際發展需要的議程，各國政府的教育部門都開始要求大學管理層和負責大學撥款提出意見的委員會認真反思大學的發展方向。尤其是過去幾十年來都盲目地依賴某些大學發展議程，社會都為此付上不少成本。

根據報導，選擇果斷地結束這個曾經被譽為「二十一世紀新高等教育模式」的合作計劃是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提出，並且得到新加坡教育部門的支持。與此同時，英國的教育大臣韋廉信亦在上星期四（9日）出席一場英國大學校長的座談會特別提到，各所大學都反思過去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是否太過「企業化」，而發展的議程亦太受大學的官僚唆擺，而忽略了大學的重點是為社會培養人材。韋廉信的言論被認為與下月英國政府公內大學資助辦法檢討有關，可以預期各國的大學發展都將會出現不少變化。

近日，香港的各所大學院校都磨拳擦掌繼續準備發展院校國際化的議程，以及預備到大灣區開設分校大展拳腳。然而，在這些發展模式背後，特區政府的官員、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成員以及各大學的高層可有細心思考，香港的大學的發展模式想達到的是什麼？是否能服務社會的需要？與此同時，香港社會又會為他們的發展議程付上怎樣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