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一生問何以為士

台灣中央研究院公布，史學大師余英時周日（8月1日）在美國家中安祥去世，終年91歲。若言其師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余英時本人則可謂「一生問何以為士」。

余英時祖籍安徽，於天津出生，1949年因國共內戰「避秦」來港，師從一代國學大師、香港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為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1955年余英時赴美留學哈佛，跟從楊聯陞撰寫論文，研究東漢生死觀，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密歇根大學及哈佛大學。

「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除卻1973年回港出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的兩年外，余英時大半生學術生涯都在美國渡過，包括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和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最終亦於美國辭世。對於這樣的一位美籍華人，稱其「旅美」也不知是否切合，但肯定的是他畢生以中國人身份自居。余英時離鄉別井多年後曾說過「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名言，至今仍然為人熟知。其將中國從地理概念中抽離，成為文化主體，試圖為中國找出新定義。

余英時去國家化的思想，除了因為其早年已經離開中國大陸之外，亦與其個人經歷有關。他曾經解釋，其於1955年獲哈佛大學取錄後，台灣國民黨政府拒絕簽發中華民國護照，以致他要以無國籍人士的身份進入美國。「我早年沒有『國家』，因此思想也不受『國家』的限制」，他如此自道。

1978年余英時曾回到中國大陸做學術訪問，亦為他的唯一一次。按其說法，此行乃「千載後的子孫來憑弔祖先所踏過的足跡」，自言「儘管二十九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

余英時研究中國思想史，範圍之廣堪稱「從堯到毛」。其不只熱衷於找出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比較中、西思想傳統，亦擅長於將思想史放回到政治、社會和文化史的語境中理解。由早期的《歷史與思想》論文集、《士與中國文化》到晚年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此學術旨趣可見一斑。

余英時不只研究中國的士文化並將之與西方的公共知識分子作比較，其本人亦顯然以公知為己任，在大陸四九政權易手及經歷文化大革命後，致力探索自己的文明根源，在美國努力不倦推廣中華文明。

「遙遠的興趣」大半生反共

或許出於這份以士為己任的精神，余英時很喜歡評論時政，儘管他自稱政治只是「遙遠的興趣」。香港社會大眾對於余英時的認識，或許在於他支持佔領運動及反修例示威等，或者是稱讚台灣太陽花學運「很了不得」，曾批評馬英九政府向大陸傾斜等。但其實余英時的反共色彩相當早已出現。

1952年余英時出任創刊主編的《中國學生周報》指出，「極目中國大陸，是一片黑茫茫的統治思想」，該刊其後又謂「「目前祖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之下，固有文化已被摧毀，西方文化也被隔絕」。余英時1975年發表的長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亦完全是針對着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而來。此文甚至被其師錢穆認為持論過於偏激，簡單地以「帝王專制」四字抹殺了中國的政治傳統。

余英時的反共政治思想貫徹其一生，有時卻似乎過於主觀，其想像的中國甚至與現實有所落差。例如他不只一次表示中共政權不可能長期維持，並認為大陸的政治制度一定要變革，在2014年獲頒唐獎漢學獎時據指曾言共產黨一定很快垮台。然而，「中共很快垮台」的想法可謂不證自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近日亦稱中國不會如蘇聯般消失。甚至在新冠疫情後，歐美多國參考中國的防疫及經濟調控政策，修正資本主義的缺陷。

其實中共向來並非一成不變，尤其在改革開放後的這四十多年間。除了幫助廣大民眾脫貧之外，當引入資本的政策開始累積社會問題後，中央政府又開始修正路線，習近平近年強調「房住不炒」、改善福利制度和勞工待遇、打擊平台經濟的寡頭壟斷等。內地人民對於中共執政的信任，絕非只能用「專制政權」就可以解釋。

一直到晚年，余英時對兩岸三地的社會及政治關心不倦，可以說是體現了他所說知識分子的「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士大夫以「道統」制約「政統」的企望。但我們亦不能忘記，若對現實沒有與時並進的全面了解，又如何作為社會明燈？香港學問高、有本事的大有人在，當中願意為社會奉獻、作知識分子不少，但其中又有多少人願意實事求是、虛心地認清社會需要和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