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舞派3》折射工廈活化問題　社區重建理應顧及文化發展

2013年青春熱舞的本土電影《狂舞派》贏得票房及掌聲，八年後原班人馬再度添食，開拍續集《狂舞派3》，並於逆市開張的堅尼地城高先電影院隆重首映。為何《狂舞派3》跳過了第二集直接進入第三集，觀眾要入場觀看才明白，不過《狂舞派3》與前作氣氛和主題都不甚相同，第一集的強烈青春校園熱血較像《舞出真我》般側重跳舞情節，八年後各個角色卻皆在社會中力爭上游，不斷在現實和理想之間交戰，也觸發背後都市規劃、創意文化產業發展等較為嚴肅的議題。

故事主要圍繞着一群在「龍城」工廈區窩居的Hip Hop歌手、獨立創意媒體老闆、排舞師、地下舞者、街頭表演者、街頭塗鴉藝術家、以士多為居的小童舞者等。這群合稱「KIDA」（Kowloon Industrial District Artists）的藝術人在工廈區的藝術創作遇上種種限制，如在電影一開首便遭到政府人員突撃巡查有否違反工廈用途而要「走鬼」，然後在街頭表演時又被政府人員以噪音投訴為由制止，排舞師的舞蹈室又遭業主瘋狂加租等，皆顯示在工廈區為家的地下藝術創作人不斷受到不同方面、不同形式的窒礙。

故事中段KIDA受到一項由城市優化委員會發出的工作邀請，要為龍城區注入街舞、音樂、塗鴉等元素的城市「優化計劃」，但大部份藝術人皆心知肚明，計劃名義上是要向社會推廣Hip Hop文化，實際上卻是為地產霸權塗脂抹粉的形象工程。眼利的觀眾均知道電影中的工廈區雖名為龍城區，但實際取景則取自近年政府極力打造為另一個核心商業區的觀塘。而電影中的活化計劃，也明顯影射政府大力推動的「起動九龍東」重建項目。一幕幕大興土木的鳥瞰工地畫面，舊式工廈紛紛換上美侖美奐的落地玻璃商廈，九龍東居民必不陌生。

業主寧重建不改裝　藝術人難生存

本來舊式工廈區重建活化，釋放空間及注入經濟新動力無可厚非。曾蔭權年代以來的三任特首皆推出過活化工廈政策，准許業主將工廈翻新及改變成商業用途，但往往被批評向大業主傾斜。活化措施亦令區內工廈租金飆升，扼殺藝術創作者生存空間。林鄭月娥對民間批評似有回應，於《2018年施政報告》公佈的「活化工廈政策2.0」便豁免工廈內的藝術創作工作室更改地契，又在改裝商廈上新增附加條件，要求業主將10%樓面租予作文化藝術及創意產業用途，不過結果大業主選擇寧願整座重建也不願配合政府扶助藝術的用心。

在第二輪活化計劃裏，城市規劃委員會截至2020年11月共收到逾50宗重建工廈申請，而整幢改裝城規會及地政總署至2020年初卻分別只收到四宗及正在處理兩宗申請。重建與改裝申請數字相距甚遠，或源於重建項目地積比率最多可達兩成，改裝商廈附帶條件則可能令業主以從事藝術及創意的租客本身承租能力較低而卻步。政府活化工廈政策未能有效扶助在工廈生存的創意產業，還助長活化計劃變成另一個地產項目，無助解決區內租金不斷上升之餘，也令獨立文化藝術空間不斷受到壓縮，在此大環境下政府小恩小惠反而更形卑微。

前身為Hidden Agenda的著名獨立表演空間This Town Needs，一年前終於抵受不住營運壓力而倒閉，令樂迷大感不值。本來工廈空間寬廣、租金低廉，為音樂表演場地的容身之所。然而正如《狂舞派3》劇情形容的一樣，政府對工廈活動有種種掣肘，如食環署指控Hidden Agenda沒有娛樂場所牌照、地政總署又指其用途違反工廈地契等，加上其活化工廈政策令租金上漲，迫令獨立表演場地終被逐出工廈空間。文化藝術創作者不勝枚舉的同類經歷，在電影裏換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角色後，足夠讓人反思工廈重建成一簇簇繁華商廈的代價。

士紳化扼殺多元文化　侵害都市權

舊區「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過程在外國城市一樣屢見不鮮，在社區重建下高收入人士遷入並取代原有低收入者，換來煥然一新的外觀和昌旺的經濟生產，但同時也破壞了原生的社區面貌、文化、網絡及關係，亦令原居住的低收入者不得不遷往更偏遠或條件更差的地區。此加劇貧富之間經濟社會的不平等之餘，也令大財團、大業主以及其代表的主流商業社會的消費主義模式及生活方式，取代及移除小店、老店、獨立於主流以外的文化藝術、創意產業、生活模式，扼殺我們對城市及生活的多元想像。

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早於1968年提出「都市權」（right to the city）概念，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迅速都市化時，都市生活淪為物質商業產物、社區內的人際社會逐漸疏離、公共空間及管治成為私有的商品。著名美國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更提出，都市權不僅是個人獲得都市資源的自由，亦是透過改變都市從而改變自己的權利，並且為重塑都市化過程的集體權利。正如《狂舞派3》主題曲〈歡迎嚟到呢座城市〉的歌詞所言，「一個城市應該由佢嘅人民定義」，在工廈活化以至都市化過程中政府的宗旨亦應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