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開埠180周年　重臨變革的關頭

1月26日，一個大部份香港人都如常生活的日子，背後卻承載着重要的歷史。1841年1月25日，英國海軍軍官卑路乍作先頭部隊，於上午8 時15分登陸今上環水坑口。翌日英國遠東艦隊分支抵達，並於該處揚起英國國旗，正式接管香港，又在海面鳴炮示意，標誌着香港從此正式開埠通商。距今180年，香港已從一個小漁港蛻變成斐聲中外的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成為今日此番模樣，無疑是由眾多歷史的巧合拼湊而成。當時倫敦在擬定在華建立的據點時，首選緊扼長江口咽喉的舟山群島，然而由於當時戰事由在華南擁巨大生意利益的怡和大班渣甸及勿地臣主導，兩人勸說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義律先斬後奏割取香港，意外賦予此鳥不生蛋的不毛之地格外的意義。就連外交大臣巴麥尊及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對此山多地瘠的小島亦不以為然，後者更語帶嘲諷的自稱「香港公主」。

百多年歷史中香港一次又一次處於權力夾縫，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成為孫中山、胡志明等革命黨人教育、逃難、建黨之地，在東亞步向現代扮演重要角色。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邱吉爾下令夏慤上將搶先駛入維多利亞港受降，確保英國在港主權。四年後解放軍席捲全中國，臨近深圳河毛澤東亦指示不得越過邊界。同樣事件於左派六七暴動時發生，中國民兵越境與香港警察爆發沙頭角槍戰，也是周恩來制止避免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自由經濟既能載舟　亦能覆舟

正是如此，香港過去百多年一直充當西方進入中國的南大門，也為中國內地認識世界的窗口。戰後中國大陸閉關鎖國，香港地位更加吃重。五六十年代世界工業蓬勃，香港一躍成製造業中心。七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港商亦為首批走入中國的外資。九七易幟之時，彈丸之地的香港國民生產總值佔全中國一成八之多。順着天時地利，令香港在過去百多年來一直無往以不利，惟同樣原因也解釋到今日香港的困境。

隨着中國加入世貿，坐上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高速列車，經濟實力不斷膨脹。短短二十年間香港從中國經濟橋頭堡的18%急降至3%。面對經濟發展速度的此消彼長，香港人漸感到有被取代、被同化的壓力，對大陸產生焦慮及抗拒，亦是自然不過的反應。此與西方發達經濟體面對全球化、國內產業萎縮、貧富懸殊加劇、向上流動力驟減的現象，亦同樣訴諸於民粹運動，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崛起的背後原因不無相似之處。

180年前香港開埠，正值世界從重商主義轉往自由貿易的潮流。1834年英國國會終止東印度公司的特許專營權，怡和洋行乘勢而起。香港開埠時便以無關稅的自由港奠基，第四任港督寶靈更曾宣稱「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便是耶穌基督」。同樣自由放任主義原則維持百多年，並由郭伯偉、夏鼎基承繼，更移花接木被佛利民拿為樣板，美國傳統基金會每年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報告，港官學者甘之如飴。

牢守「一國兩制」　展開社經改革

然而英國人的百多年統治中，自由放任亦不可能是不可逾越的教條。1894年鼠疫來襲，港府不得不暫棄以往華洋分治的間接統治，改革東華醫院、加強衞生市政、提升華人的醫療服務。1953年聖誕節的石硤尾大火，亦迫使港府施以行政手段，加快興建徙置屋邨，否則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狀況，將會是今日香港的漫山遍野。郭伯偉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時代，卻同時為麥理浩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的大政府時代。

現今中國以舉國體制扶持國內的國企民企，曾有「亞洲電影王國」之稱的香港文化產業亦正受政府背後大力補助及推動的韓流侵蝕，縱然是美國，不論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或拜登的「買美國貨」，也是以保障本地產業為綱，香港在此世界潮流下顯然不能坐而待斃。在疫潮下各國政府爭先拋出史無前例的刺激經濟方案，亦是意識到盲信市場「無形之手」的新自由主義已無以為繼，修正資本主義方是唯一出路。

英軍180年前登陸水坑口，標誌着西方敲醒中國第一鳴炮火，世界格局亦隨之而來一場大洗牌。當年在港的中國知識份子紛紛主張變革救亡，激起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辯。三個甲子以後，世界正面臨另一場國際秩序重塑，中美爭霸令香港作為中西交流窗口的角色備受壓力，曾蔚為風潮的新自由主義此場疫潮中亦暴露了弱點。「一國兩制」絕對是香港的憲制性基礎，不能有所動搖，但與此同時，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革也是無比重要。在此驚濤駭浪中，香港政商精英又會否繼續坐享既得利益，對改革逼切性視若無睹，葬送香港的命運與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