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敦疫情蹈新加坡外勞覆轍 暴露劏房及種族歧視之社會不公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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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第四波新冠病毒疫情居高不下,最近油麻地一帶更出現小型爆發,過去兩星期逾80宗確診個案皆集中該區,當中以廟街一帶尤其嚴重,除新填地街20至26號累計約30人確診外,以其為中心的10分鐘步程內亦至少有十棟唐樓出現確診個案。儘管特區政府事後亡羊補牢,遷出部份染疫大廈的住戶之餘,亦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將22座當區的大廈被納入強制檢測範圍。事實上在此唐樓林立的舊區,劏房極為普遍,居民居住空間狹窄,社區衞生條件惡劣,細菌及病毒在此滋生及傳播,根本毫不意外。此更再次印證房屋問題非但是社會問題,更為公共衞生的潛在危機。

還記得新加坡在去年疫情初期時,政府反應迅速立時採取封關,制定清晰防疫政策並向國民派發抗疫物資,曾被外界譽為抗疫模範。然而4月星洲疫情不斷惡化,更曾出現單日出現過千宗病例,令固若金湯的新加坡破功,便是源於當地的外勞宿舍。當地外勞居住環境一直甚為惡劣,一間約500呎之狹小房間同時可住上逾20人,而且要共用廚房及廁所,欠佳的衞生條件亦成為病毒傳播溫床。而且新加坡政府亦對本地人及外勞在防疫措施上厚此薄彼,不論是量體溫、清潔、隔離、宣傳等,都在外勞群體中乏善足陳。一場疫情暴露了金玉其外的新加坡背後,外勞不為人知的悲歌。

少數族裔一直是社會弱勢

相比起千里之外的新加坡,香港長年的房屋問題早已是惡名昭彰。運輸及房屋局去年尾發表《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估算有12.2萬戶港人居於環境欠佳樓宇,當中七成近12萬戶居於劏房,更比前年反升2.4%。劏房環境惡劣,空間擠迫之餘防火設備亦不足,加上不少劏戶位於的唐樓亦日久失修,居民不論是精神健康或人身安全均不受保障。而且該些舊區唐樓大多沒有法團,衞生環境難以改善,根本為疫症在社區爆發的一個計時炸彈。結果此次油麻地的疫症爆發,幾乎沒有人感到意外。不過由於政府對劏房問題的攤慢板,卻拿了全港市民的健康作為賭注。

新加坡的外勞爆疫潮揭露了當地種族歧視的問題,而此次油麻地唐樓的小型爆發,當中不少住戶也是少數族裔,亦暴露了本港長年受忽視的種族歧視問題。本來不少少數族裔不諳中英文,工作機會已經大減,而當中亦有不少人僅因其膚色而難以找到工作及居。香港融樂會2018年的調查顯示,逾九成非華裔人士表示在港尋找住所時遇到困難,逾六成更認為是由於種族原因。如是者從事體力勞動工作、居於劏房成為當中不少少數族裔的歸宿。而政府亦未有採取積極態度消除種族歧視,鼓勵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香港融樂會亦批評政府向少數族裔宣傳的防疫資訊質量亦未如理想。

同樣是油麻地區,去年11月15日廣東道562號一所尼泊爾餐廳便發生大火釀成八死十傷,當中全為尼泊爾籍。事發單位當時正舉行慶祝生日活動,並慶祝印度教重大節日排燈節,火災懷疑是因為燃點蠟燭而起。事後有社區人士批評政府在區內提供少數族裔的公共空間不足,令當地社群被逼在狹小環境聚會繼而釀成意外。本來以香港種族共融未如理想,少數族裔長期處於邊緣的現狀,更需要有志充當各方橋樑的社區領袖為此此弱勢社群發聲。因去年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以《港區國安法》拘捕的印裔社工安德里,便一直望促成種族共融,縮窄鴻溝,更曾舉辦重慶大廈導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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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化危為機改革社會治理

事實上房屋問題及種族歧視引發的公共衞生危機,古今中外屢見不鮮。以1894年香港爆發的鼠疫為例,當地疫症重災區太平山街便是低下階層華人聚居的地方。當地衞生、食水、居住環境極為惡劣,空間狹小之餘,人畜共居亦增加疫症傳播風險。然而由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主張間接統治亦對當地的社區問題長期放任不管。直至當地疫情失控,連歐裔社群亦受到感染後,政府方強制收回當地民房,洗太平地並將整個社區夷為平地再重建,又加強與華人社群的溝通,全面改革東華醫院,提高華人的西醫教育及衞生意識,亦曾一度開展了市政改革權力下放的討論。

然而人類總要犯重樣的錯,遠有香港鼠疫近有新加坡的事例,皆可看到政府長年應對無方又或者置之不理的社會問題,皆成為了此次抗疫防疫的短板。在疫情下房屋問題不僅只是低下階層祈求一所安樂窩的卑微要求,更成為了危及全港市民基本人身健康的危機源頭。而解決種族之間的隔閡、差異與不平等,此時此刻亦非要達至種族共融和諧的宏大願景,而僅是為了保障公眾的基本人身健康。然而終有一天當疫潮退散後,政府在面對劏房及少數族裔等議題時,又會否拿出遠見及領導力,創造一個安居樂業的共融社會,而非次次要待事後補救,一旦完事又將這些社會問題拋諸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