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收入的經濟及社會成效值得研究

德國一個非政府組織為研究收入與個人行為的關係，上周起開始邀請1,500個自願人士報名參與基本收入實驗。參與者只須定期填寫問卷，即可獲得每月1,200歐元的生活津貼，為期三年。雖然計劃成效仍有待觀察，但在生產力大幅躍進的年代，各國政府遲早亦要正視因科技進步而被排擠出勞動市場的人口，故是次實驗的重要性不容小覷。

位於柏林的非政府組織Mein Grundeinkommen上周公布基本收入的實驗計劃後，有意參與的人數已在一周內多達150萬人，超額報名逾千倍。據計劃的網站指出，參與者只須在3年內填寫七份線上問卷，即可獲得每月1,200歐元（折合約11,000港元）的生活津貼。不過，有別與西班牙、加拿大等國的類似實驗，是次計劃的財政來源全數是靠15萬名捐贈者得來，而非來自公共財政，但捐款者亦可得到稅務寬免作為報酬。

計劃的負責人Jürgen Schupp相信，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可減輕參與者賺錢生活的壓力，從而令他們變得更富創造力、更自由和更快樂，並可藉此解決不少社會問題，故研究重點將會是分析人們在物質生活得到保障後，會否影響到其工作和消費的模式。因此，問卷會出現有如「你會花掉所有的錢還是儲起部分？」、「你會完全停止工作還是減少工作？」、「你會向他人捐款嗎？」等問題。

縱然近年已有數個歐美國家欲測試基本收入的影響，但此概念爭議多為意識形態的分歧。對於反對者而言，基本收入是個「左膠」發白日夢的概念，不但難以解決現有的社會問題，更會窮光公共資源來「養懶人」，以犧牲整個社區的代價，來換取部分人免除工作的安逸，故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反之，支持者則認為，基本收入不但可在自動化和數碼化的年代，為基層勞工爭取基本生存的物質保證，更可助工人轉型至教育、護理等行業，補足未來經濟發展需要。換言之，兩者水火不容的觀點，大多都源於他們視人性本為懶惰或是辛勤的分歧。

經濟與非經濟成效

德國的實驗要待三年後才有結果，但其他國家的實驗卻已透露了不少綫索。在本年中芬蘭公布實驗結果指出，雖然參與基本收入的人平均就業日數僅多了六天，反映物質保障與就業的關聯不大，反而更是受個人機遇和經濟結構所影響，但研究人員同時發現，參與者的心理狀況有所改善，生活滿意度和對未來的信心等幸福感均有提升，故不能說實驗是一無是處，只是在經濟方面上起不了作用。

基本收入未必是解決貧窮的良藥，但實驗亦引導我們反思科技躍進、勞動力過剩和社會穩定三者的關係。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年代，不少勞力密集、門檻不高的基層工種要不是被自動化淘汰，就是被全球化的外判工序所取代。即使他們並非像工業革命時期的盧德主義者，大肆破壞蒸氣機發洩不滿，但由於其社會地位早被邊緣化，並成為滯後於社會發展的犧牲品，他們對社會積累的憤怨，最終也會導入政治世界成為不穩的動能。這現象可見於2016年特朗普靠着「美國優先」一句空洞的口號，便足以在產業空洞化的「鐵鏽帶」（Rust belt）突圍而出。本世紀的技術革命，實跟工業革命大同小異，兩者皆是以更少的成本，換來更高生產效率，惟同時亦創造出新型勞工剝削和失業潮，故基本收入雖未必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但亦不失為是個未雨綢繆的社會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