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積極「一國兩制」需要耐性

從「兩辦」譴責郭榮鏗在主持立法會内務委員會主席選舉時惡意拖延，到中聯辦表明它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有權代表中央行使監督權，種種事例顯示中央處理香港問題不再閃閃縮縮，這是非常顯著的變化。對此，泛民主派質疑中央拋棄「一國兩制」，本地一些網絡言論亦指中央想「攬炒」香港。這些排拒聲音恰恰證明，推動積極「一國兩制」必須有序和有耐性，要讓香港社會有空間和時間適應。

香港社會對內地的排拒情緒並非近年才出現，而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香港人口的主體是內地移民及其後代，他們對內地的認識基本上還停留在「文革」、「六四」層面。雖然內地近年在多個領域長足發展，但中共保留了很多專制特質畢竟亦是事實，以致港人繼續負面地看、甚至懼怕內地的一切。在內地仍未發展起來時，港人尚可以經濟上的優越感來尋找慰藉，但隨着香港在經濟發展上滯後於內地，優越感慢慢喪失，恐懼感佔了上風，陸港融合甚至被民粹地視作「內地入侵香港」。

現在回想，中央在香港回歸後一段頗長時間內以「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來實踐「一國兩制」，確實滋生不少弊端。基於陸港兩地歷史背景不同，「一國兩制」是有必要的，既可推動國家統一，亦可尊重港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但「井水不犯河水」思維只會加劇港人的區隔心理，導致香港社會普遍強調「兩制」而少談「一國」，結果就是國家觀念極其薄弱，無助兩地增進了解。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井水不犯河水」下中央過度相信港府官員，高估後者處理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糾正「自由市場」弊端的覺悟和能力，以致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加劇。種種問題疊加，香港便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管治困局當中。

毋庸諱言，近年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矛盾不斷累積，「佔中」、旺角騷亂、反修例示威都是矛盾的反映，「港獨」等激進思想在抗爭氛圍中抬頭，觸及國家安全的底線，必須正視和解決。這是中央銳意推行積極「一國兩制」、落實「全面管治權」的背景。許多人強調中共十九大四中全會提及的「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當然非常重要，但同樣不應輕視的還有「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不難看出，積極「一國兩制」和「全面管治權」既有政治面向，還有經濟民生面向，但無論是哪個面向，「指導思想」都不再是死守陸港「區隔」，而是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把兩地命運連繫起來──政治上，香港要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經濟上，香港可借助內地的發展動能，突破自身發展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

事實清楚不過，「井水不犯河水」論已遭摒棄，「兩辦」出招證明積極「一國兩制」已經進場，但其細化執行則考驗主事官員的工夫。中央開出了藥方，但畢竟需要時間見效。誠如上文所說，香港社會對內地有很強的抵觸心理，反修例示威、「封關」鬧劇、泛民對「兩辦」聲明的回應都證明了這一點。

「井水不犯河水」思維多年來習非成是，要糾正當然不容易。對於泛民議員和普通市民而言，他們要明白香港已走到十字路口，必須在接受和排拒中央原則立場之間作出正確抉擇；對中央來說，它須有序推動全面管治權，要注意方法，特別是要給市民一個適應和接受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人心回歸，令「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