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學童疑遭欺凌　「零容忍」為何做不到？

近日，一名父親代其子入稟區院，指控男童的四名同學違反《殘疾歧視條例》，要求道歉及各賠償2萬元。該男童因患有妥瑞症，身體經常不由自主地抽搐、搖頭和反白眼，案情指其因而屢遭同窗嘲弄欺凌。這案例再次引起大眾關注校園欺凌問題。

每三名學生就有一人被欺凌

香港校園欺凌問題嚴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4月就全球72個國家和地區的54萬名學生發表幸福感報告，指出香港32.3%學生在一個月內曾經受到欺凌，包括遭到襲擊、排斥、威嚇及作弄等，為全球最高，遠超澳門（27.3%）、新加坡（25.1%）、英國（23.9%）、日本（21.9%）、美國（18.9%）、韓國（11.9%）和台北（10.7%）。根據教育局所得到的申報數據，校園欺凌事件不僅每年數以百計，更鮮有下降受控的趨勢，而其中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童，被霸凌的情況更日趨嚴重。多項本地調查亦顯示，在2018年至2019年間，有34%至38%不同年齡的本地學生曾遭受欺凌。

2019年，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發生校園欺凌事件。校園欺凌議題再次被媒體廣泛報導，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也就此重申對校園欺凌「零容忍」的態度。然而為何該類事件禁止不覺，「零容忍」不見其效？

校園欺凌的法例局限

首先，香港的法律未能完全能對校園欺凌問題。2017年，屯門一件小學小一男童被同學欺凌長達兩月，同學涉嫌用鉛筆插入男童耳朵、手指插眼、掌摑、踢打等。最終男童身有多處踢傷，耳孔嚴重者導致耳膜破裂要進行修補手術，但警方僅將此事列為雜項調查處理。2019年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的校園欺凌案，警方事後拘捕8名涉案學生年齡介乎17至19歲，但最終警方仍決定不起訴所有涉事學生。因為要證明普通襲擊罪，其實有特定門檻，學生之間若各執一詞，其實也難確保起訴成功。

上述兩宗校園欺凌案，究竟是受害學童調皮還是遭到同學欺凌，學校和家長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往往各執一詞，令事件陷入羅生門。目前香港缺乏強制通報機制，依賴學校自行申報疑似校園欺凌案，學校有時為了聲譽或會選擇息事寧人，讓不少個案得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當然，我們可以從法例方面入手。例如美國全部州份至2015年都已經完成反欺凌立法，法例規定對於校園欺凌事件，校方必須作出通報，並須跟進調查，假如學校知情不報，將會遭到問責；而法律上亦賦予校方懲處欺凌者的權力，輕則可作口頭警告，嚴重者更可開除涉事學生的學藉；對於一些涉嫌觸犯刑事罪行的欺凌行為，更會交由司法機關處理。但正如「清官難審家庭事」，學童之間若然各執一詞，又或學生可能怕被朋輩排擠而不敢投訴，此等關乎青少年心理及群體關係，未必是法例能完全解決。

監管通報及加強教育

故此，香港一方面可完善通報機制，讓學校、家長、學生更有效地得到反欺凌資訊，和尋求協助的方法。同時，我們始終要從教育著手，建立友善校園，而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教師角色。此次懷疑被欺凌的男童患有妥瑞症，曾因被病發時反白眼而被老師責駡，令其對老師失去信心，無法透過老師解決被校園霸凌一事。若然連教師也未能照顧弱勢學生的需要，我們如何寄望其他心智尚未成熟的學生能明白問題所在？

除了教師之外，家長也顯然對問題認識不足。家庭調解協會總幹事梁淑瑜表示，中心以往接觸過不少欺凌個案，有家長曾不當處理及輕視事件，甚至覺得是被欺凌者自身有問題，難以讓校園暴力得到遏止。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會）於2019年6月底的調查顯示，僅43%的教師指學校會向教師提供防欺凌培訓(43%)，只有3成左右會訂立全校反欺凌政策，而會進行預防欺凌的家長教育的則更只有15%。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觀念不足自然容易讓校園欺凌被看為小孩子頑皮打鬧，而得不到重視。我們應該訂立大概的指標特徵，以供教師和家長及早識別有可能被施暴的學生。

此次案件，父親代患有妥瑞症的男童入稟區院，以違反《殘疾歧視條例》之名控告校園施暴者，再一次揭示了香港在遏止校園欺凌上的不足與漏洞。校園欺凌不僅帶來身心創傷，更可能造成社會悲劇。我們須早日將口說的「零容忍」化為切實行動，保護我們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