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發言人」出場　「聯絡」社會責任重大

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日前分別以網上發稿形式，批評部分民主派議員癱瘓立法會運作。當中一大亮點，在於今次是中聯辦首次以「新聞發言人」名義發炮。作為中央權力「在地化」的象徵，中聯辦過往未有好好履行「聯絡」各界的職責，導致負面形象根深柢固。中聯辦今次設立「發言人」，一方面可能是要跟從早就有發言人機制的港澳辦，另一方面可能想令中聯辦有明確的發聲「代表」，促進政治傳播和輿論引導，增加透明度和塑造形象，這是中央在治港執行框架上作出調整的一個體現。

自1983年11月中央制定《新聞發言人工作暫行條例》，外交部、統計局等個別國務院部委相繼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但其推廣是在2003年「沙士」疫情後──當時，由於內地部門在發佈疫情訊息上不及時，導致社會不必要地出現恐慌。到了2004年底，國務院各部委和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政府部門都設立了發言人之職。

相比之下，由於香港與內地有不同的歷史背景，中央駐港部門的新聞發言人職位經歷了建立、撤銷、再建立的過程。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曾在1987年至98年間設有新聞發言人（由副社長張浚生兼任）。隨着香港主權移交，情況發生變化──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王鳳超1999年1月獲邀出席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晚餐座談會時明言：「香港回歸以後新華社香港分社取消了新聞發言人制度……這也是為了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結果，中聯辦在2000年組建後，一直沒有設立有關職位，當有需要向香港社會傳達訊息，往往由主任或副主任直接放話。

王鳳超的說法暗示若要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聯辦就無須設立新聞發言人，某程度上是對「一國兩制」的消極理解，與中央近年開始強調「全面管治權」，試圖扭轉對「井水不犯河水」片面理解的精神背道而馳。中聯辦再出現「發言人」，也可視為體現中央治港思維的改變，並在執行框架上作出完善。

「全面管治權」有序落實

在去年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央強調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中對香港提出不少要求，除了確認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還表明要「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完善中央對香港官員的任免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等等。很難想像，中央一方面對香港特區政府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卻不要求作為中央駐港機構的中聯辦作出相應改革。

事實上，許多市民認為中聯辦近年與社會脫節，尤其不了解年輕人的想法，因而無法準確把握社會脈搏。《逃犯條例》修訂兵敗如山倒，特區政府的解說工作做得差是一大原因，但中聯辦一味向商界「箍票」、無視社會大眾對修例的合理憂慮，也是難辭其咎。中聯辦是中央全面落實「一國兩制」原則的關鍵部門，責任重大，假如能夠通過「新聞發言人」面對社會，相信能更好地傳達中央訊息。

從「封疆大吏」駱惠寧取代技術官僚王志民、到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高配」掌管港澳辦，這些都反映中央治港體系正在有序調整當中。中聯辦再度設立「新聞發言人」究竟只屬用語上的轉變，抑或有一位實際發言人存在，仍須觀望。但無論如何，治港體系的調整肯定會持續深化，以應對香港極其複雜的政治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