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失落最自由經濟體地位　反是告別舊有經濟思維時機

周二（17日）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2020年度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整體評分下跌1.1分至89.1，首次被新加坡超越，跌至全球第二位，為該指數自1995年創立以來，首次失落「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港府對此表示「感到失望」。傳統基金會之經濟自由度指數，其實已受本地及海外專家非議多年，香港脫此「緊箍咒」有何不可，政府何需為表態而表態？

對於香港評分下跌，傳統基金會解釋，主要源於投資自由度下降，傳統上開放及市場主導之經濟，於貿易、旅遊、金融等領域上跟中國大陸進一步融合，令經濟自由受削弱之風險提升，而去年起持續之政治不穩及社會動盪，亦損害香港為最佳營商地方之聲譽，影響外國投資意欲。

傳統基金會屬於美國保守派智庫，本身便充滿美國保守派之新自由主義偏見，評分之準則亦廣受批評。其經濟自由度指數準則分開四大部份，分別為法治制度、政府規模、監管效率、開放市場。法治當中又分開私有產權、司法效率、政府誠信三項，然而一個地區個人累積私有產業之難易度，根本難以跟法治掛鉤。例如，北歐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中，部分國有產業佔當地經濟較大比重，然而不代表其法治程度比不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反，當香港私有產業普遍受到保護及鼓勵，卻形成寡頭壟斷。例如數年前多次引起爭議之小地產公司涉以不正當方式徵收舊樓小業主單位，然後強拍趕走釘子戶，再由大地產商收購，此對小業主私有產權構成威脅之寡斷行為，根本難言自由，遑論公平。

香港稅制不公義

另外，經濟自由度指數之政府規模一項，以稅務負擔、政府開支、財政健康為標準。指數僅以個人入息稅及企業利得稅作為稅務負擔之標準，卻無視個人及企業交稅之比例及無形之間接稅款。香港長年被批評為稅基狹窄，不少稅務由小部份中產家庭承擔，富有階層及大型企業相對卻毋須負擔太多稅務。加上香港稅率低，政府長期靠賣地維持政府收入，其高地價政策令香港房價高漲成為尾大不掉之長年問題，為居民造成如同交稅之無形財政負擔。相關指數顯示美國企業稅較歐洲為高，但事實上近半美國企業包括亞馬遜等巨型企業皆毋須繳稅。相對國民生產總值，美國企業利得稅根本不比其他已發展國家為高。

在監管效率一項，指數又分開營商自由、勞工自由、貨幣自由三大範疇。勞工自由一項，以最低工資、聘請僱員、工時彈性、解僱難度、通知時限、遣散成本作為準則，以計算當地之勞工成本。以挪威為例，當地最低工資較高，要求員工加班較難，因此勞工成本極高，最終評分只有57.4分；相反香港由於政府謹慎之最低工資規管，令就業之「負面影響」減低，相關評分商達89.1分。由此可見，指數以減少勞工福利及保障、壓抑勞工成本作為衡量自由經濟之標準，反映傳統基金會之偏見。與其說是勞工自由，倒不如說是僱主自由更為恰當。

至於開放市場一項，傳統基金會以貿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為標準。在貿易自由方面，指數以關稅多少作為衡量指標，無法呈現跨國企業以財雄勢大之資本形成寡頭壟斷，財富不斷集中的局面。至於金融自由，指數以銀行及金融市場不受政府監管及中央銀行干預為準則，也是以「自由」為名助長金融大鱷及投行孖沙貪婪斂財，扭曲經濟結構。

新自由主義的緊箍咒

傳統基金以如此自由放任之意識形態制訂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於過去二十五年一直高踞「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榜首，然而在此「殊榮」之下，香港貧富懸殊達至歷史新高。樂施會之《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2016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539，為四十五年以來最高紀錄，政府之《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亦顯示，本貧港窮人口達140.6萬人，創歷年新高，比率為20.4%。

為何在「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下，香港缺乏經濟能力及自由之人口會持續攀升？當政府逃避關顧弱勢群體之責任，擔當財富再分配之角色，死抱積極不干預之原教旨主義，在所謂「自由」市場下，缺乏勞工保障之個人及中小企，只能任由大地產商及財團肉隨砧板魚肉。如此背離公平原則之經濟自由度指數，最終只導致更不自由。

香港失落「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令不少人大為緊張，視之為香港經濟地位之警號，部分人着眼於傳統基金會指出評分下跌為與大陸融合及政局不穩。然而真正應該趁此機會反思的，乃美國為首華盛頓共識下之新自由主義給香港安上「緊箍咒」，對於愈見不公之社會已經不合時宜。當昔日芝加哥學派之兩顆新自由主義掌上明珠，香港以及位居拉美地區經濟自由度指數榜首的智利，去年分別陷入數十年以來最激烈之反政府示威，我們亦是時候拋開浮名，而是付諸行動解決社會深層次結構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