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如何能張曉明所不能？

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夏寶龍接替張曉明成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外界解讀成為這是北京調整治港機構又一舉措，可是深入分析這位人選決定似乎仍不脫離中央近年一貫對港政策主旨，因為夏寶龍能做到而張曉明做不到的，正是嘗試加強香港與從地方到中央不同層級的接軌。

去年11月中共十九大四中全會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港澳部分提到要「堅持『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以及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別行政區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言下之意即為香港需要意識到「一國兩制」實踐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意義，不應該借「兩制」、「高度自治」或「港人治港」之名回避自己在國家整體發展策略裏的角色。

近年其他牽涉到兩個特區的國家重要決策，同樣也都符合此一方向。無論是國家發改委分別與香港、澳門政府簽署關於支持兩地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抑或是去年公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它們的內容都能夠看出今天國家規劃藍圖下的港澳特區是要利用政策自主性與既有優勢，全方位與其他地方政府共同建設各種跨省市以至跨國家的發展計劃，期間必定需要跟內地進行更密切的協作和互動。這次對於港澳辦高層的人事調動以及結構調整，自然也應該放在同一背景下進行審視。

老練政要取代技術官僚

先看現年68歲的夏寶龍，他是官場老手，宦途始於1976年出任天津河西區團委副書記，1983年升任團委書記，同年離開共青團在同區擔任區委街道部長與街黨委書記，到1985年進入區政府擔當副區長，及後十餘年慢慢攀升至區委書記位置。1997年，夏寶龍終於離開區政府升任副市長，次年再遷市委常委；2003年起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成為當時習近平的副手。2012年，他先後當選浙江省長與省委書記，及至前年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晉身領導人行列。逾40年由下至上的過程，讓他蹤跡遍及內地政府各級組織。

相比之下，年輕十歲的張曉明履歷表就顯得黯然失色。他於1986年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隨即進入國務院港澳辦工作，先後擔任辦公室主任秘書、政策研究司司長、綜合司司長、辦公室副主任等職，期間曾經參與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2012年他又成為香港中聯辦主任、進入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到2017年回去接棒港澳辦。由此可見，張曉明的任職經驗始終未有脫離港澳工作體系，甚至可以說他根本沒處理過多少基本法與「一國兩制」以外的事務。

事實上在這次人事變動之前，港澳辦原有領導班子成員多數都具和張曉明類似的出身，幾位副主任均從港澳及外交工作系統內產生，像宋哲歷仕駐英國使館、西歐司、駐歐盟使團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鄧中華曾出任外交部港澳辦、港澳台司與邊海司以及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職務，至於黃柳權更加是未曾離開過港澳辦半步。今次選擇在各級組織打滾過的夏寶龍，代替只熟悉香港問題的技術官僚張曉明，正好表示中央要求負責港澳工作官員加強與內地不同層級的合作，而不能再單純着眼於兩個特區的事情。

副國領導坐鎮港澳系統

除了夏寶龍本人的經歷以外，他作為副國級領導人的身份亦昭示了港澳辦角色將與張曉明時期迥然不同。儘管副國級領導人兼任港澳辦主任並非第一次，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和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廖暉都曾以此等級兼任該職，惟是次人事任免同時還讓中央駐港澳代表、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以及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兼任港澳辦副主任，如此便埋下了讓港澳辦與兩地中聯辦進一步整合的伏線，可以預期這兩個本來行政級別平等的機關會朝着領導一體化方向前進。

副國級領導人身份為夏寶龍帶來的另一個優勢，就是他能藉其權威增強統籌協調各方力度，達致讓兩個特區更好地跟中央及地方聯絡互動的效果。以與港澳地區毗鄰的廣東省為例，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現任省委書記李希同屬副國級領導人，過去正部長級的張曉明、駱惠寧等人與其溝通聯絡、調配資源時十分容易出現落差。現在既然港澳辦主任同樣是副國級領導人，相關工作所遇到的阻礙就會大大減低，相信可以減少日後籌劃各種香港與內地省市合作政策期間遇到的難題。

最後，原主任張曉明轉調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但仍留居正部長級，身在港澳中聯辦前線的駱、傅二人又同樣以正部長級成為港澳辦副主任，結合副國級領導人親自坐鎮指揮，整體安排意味着港澳辦組織升格擴充，而夏寶龍本身又能在港澳辦內壓着無領導人身份的張、駱、傅三人，難怪有人認為中央這次改動是將原屬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的港澳辦擢升成為實體領導機構，準備加強對港澳工作的掌握程度。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夏寶龍能為張曉明所不能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