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寄生族》奪獎——韓國電影的實力
韓國名導奉俊昊憑着《上流寄生族》橫掃奧斯卡多個大獎,包括最佳電影獎、最佳國際電影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原創劇本獎,更為首部奪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獎之亞洲電影及非英語電影。事實上,奉俊昊在奪得電影界最高殊榮之前,已經是國際知名導演,2003年憑《殺人回憶》在國內外嶄露頭角,其後之《韓流怪嚇》、《骨肉同謀》等,建立了其恐怖、諷刺、黑色幽默共冶一爐之強烈個人風格。此次《上流寄生族》集合了奉俊昊擅長的搞笑、驚慄、懸疑元素之餘,亦一針見血地捅破了韓國社會令人窒息的貧富懸殊狀況,剛巧奧斯卡受美國政治氣候影響尋求去白人化及左翼化,於是《上流寄生族》勇奪多個大獎。
韓國電影一路走來,實在毫不簡單。60年代韓國電影經歷過一段黃金時期,不過比起有「東方荷里活」之稱之香港電影及發展較早的日本電影,韓國電影一直未受國際同等重視。1960至1961年間,韓國於李承晚及朴正熙兩代軍事獨裁間之短暫喘息期,言論審查一度鬆綁,短短一年間便有大量諷刺時弊、反映社會不公之電影如雨後春筍般誕生,如被奉俊昊奉為《上流寄生族》創作靈感,講述出身低下階層之女傭跟中產家庭男主人發生婚外情之情殺電影《下女》,以及題材相近之《馬夫》、《誤發彈》等,皆成為韓國之國寶級電影。及後朴正熙上台,韓國電影便經歷長年黑暗時期,而這邊廂接受了西方電影影響之香港新浪潮導演開鑿出了香港電影之盛世。
《上流寄生族》集韓國電影大成
此情形持續到1997年韓國反對派金大中贏得總統大選,韓國首次政黨輪替,同年韓國憲法法院取消電影審查,釜山電影節亦首度開辦,西方電影湧入韓國激發韓國電影界之思潮,出身自學生運動之奉俊昊便成為韓國電影新世代之生力軍。加上在亞洲金融風暴後,韓國政府推出《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以振興韓國文化競爭力以及發展國民經濟為由,大力扶持韓國影視、服裝、美容、食品等產業,當中最成功者莫過於風行全球之K-Pop,成為韓國軟實力之表表者。在國家強大支持下,奉俊昊、金知雲、朴贊郁等成為開創韓國新浪潮之先行者,當中以大量使用暴力、血腥、性愛元素之「極限電影」(extreme cinema)更吸引國際眼球。朴贊郁2004年憑動作驚慄電影《原罪犯》勇奪康城影展評審團大獎,更奠定韓國電影在國際間一席之地。
2006年韓國跟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本土電影在當地之配額制度因而減半,同時間國際間亦漸漸失去對「極限電影」之新鮮感。不過韓國電影實力依然不容小覷,如朴贊郁2016年之《下女的誘惑》便榮獲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李滄東2018年之《燒失樂園》亦角逐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近年韓國多部打入國際獎項之電影,似乎不過是為《上流寄生族》鋪路。《上流寄生族》不僅貫徹奉俊昊一路以來的暗黑幽默風格,其血腥暴力場面,尤其是電影高潮之生日派對一幕,更深有新浪潮時期「極限電影」之遺風。加上其對社會不平等之強烈控訴,更上溯60年代黃金時代《下女》等多部反映戰後韓國社會弊病之電影。毋怪奉俊昊亦謂,此套《上流寄生族》為集史上韓國電影之大成,其終於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芒,恰好為百年以來韓國電影業同儕之努力致敬。
香港電影如何重拾光芒?
當韓國電影於國際舞台上大放異彩時,曾為亞洲電影王國之香港電影卻如一潭死水。傳統為各製片商各出奇謀力爭之賀歲檔期,港產片卻是寥寥可數。先不論以大陸市場為目標、王晶監製之《肥龍過江》,兩套本地作品,葉念琛愛情片《我的筍盤男友》以及黃子華的《乜代宗師》分別被視為千篇一律及劣評如潮。本地電影製作亦陷入破紀錄新低,去年僅得共47部,令人懷疑港產片是否正步向死亡。電影作為一門生意,必然會考慮市場因素,商業大片面向的,無疑不限香港以至中國大陸。但若然本地電影界以為只要迎合龐大之大陸市場便能成功,則容易不思進取,甚至不進則退。例如脫離了本土視角,當港戲不再「港」時,如何吸引本地觀眾入場,自是一個嚴肅問題。加上大陸電影審查嚴格,就如近年為香港新一代導演代表人物之彭浩翔,開拍《鹿鼎記》卻因題材涉及外族入侵較敏感而不獲批,對香港電影人亦是挑戰。如何既面向市場,又有一己文化特色,是本地電影界要思考的問題。
對比韓國電影之成功,可見政府援助亦是一大要素。韓國政府自1990年代起之《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以及銀幕配額制度,積極扶持電影業。此雖然不能保證電影質素,但無疑為本土電影提供滋養環境。香港政府雖早於1999年成立電影發展基金,卻要到2007年方擴大融資計劃,其援助金額及力度亦被批評為太小太遲。儘管如此,不少基金批出之融資拍成之電影如《歲月神偷》、《狂舞派》、《逆流大叔》,深具本土特色而且叫好叫座。最近一套《淪落人》,講述居住公屋行動不便之中年漢以及菲律賓家傭之主僕情,更是賺人熱淚。此類相當不俗之本土作品,正是香港觀眾所求,亦是港產片走出以往只靠黑幫警匪、功夫動作片揚名海外之外,尋求多元性之探索。在香港電影危急存亡之秋,要跟韓國電影比較以奧斯卡為目標,略嫌好高騖遠。重新發掘港人對港片之熱愛,除了政府有角色外,電影界更應負起使命,立根於多元和本土,不致香港電影百年基業驀然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