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麵包折射的社會悲歌

周四（21日）晚上，看守理工大學的警察向校內人士表示，下班後可以食海底撈、飲冰凍啤酒，「而你們繼續在此食生命麵包……那通常是基層拾荒者老人家食的，我覺得好可憐。」古有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於陋巷而不改其樂，為何今香港卻有人公開嘲貧現富？更重要的是，個別失言背後反映的結構性貧窮，這個社會又是否坐視不理？

約12元一包的生命麵包大概怎麼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會成為新聞鎂光燈下的主角。理大外個別警員的言論被拍攝下來，在網上廣為流傳。生命麵包或許是不少基層的選擇，但被視為貧窮的符號，無疑是這個社會的失敗。

整個社會的盲點

不可否認，香港社會充斥著紙醉金迷、燈紅酒綠，智能手機也經常換新款。警員和公務員月入動輒數萬元，雖然未必是非常富貴，但至少也能過着中產的生活。但與此同時，這個社會的堅尼系數高達0.539，換言之貧富懸殊非常嚴重。2019年香港「打工仔」的入息中位數為18,700元，超過100萬人活在貧窮線以下。

我們或許對基層存有偏見，以為貧窮的原因是個人「懶惰」、「無能」、「愚笨」等，忽視貧窮背後隱藏的社會不公。以吃生命麵包的基層為例，他們往往礙於階層固化，難以向上流動。智經研究中心2014年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十年香港青年向上流動收窄。2016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研究顯示，階層向上流動的阻礙更早在孩童時期已經開始。父母收入為本港最低10%的組別，其子女（18至24歲）只有19.7%曾入讀或正就讀大學學位課程；但父母收入為全港最高的10％組別，該比例則高達47.3%。當基層連上大學的機率都遠低於別人，他們進入社會後又如何向上流？這些反映的是資源差距造成跨代貧窮的延續。

要改善貧富差距問題，消滅結構性貧窮，政府有責任對資源、財富二次分配。以基層家庭為例，政府如何建立穩定長遠的資助，讓基層小孩獲得更多學習資源，彌補他們與富家子弟之間的資源差距，就是另一種資源再分配。更為結構性的改變在於，檢討直資學校的制度，檢視其是否會因高昂的學費造成制度上的教育資源的不公，而影響了基層向上流動的機會。

可是我們的政府沉迷「派錢」的表面扶貧工作，不肯檢視資源再分配及結構性貧窮問題，這個現象在2019的《施政報告》中顯露無遺。「一次過生活津貼」於下年度出雙糧，綜援家庭租金津貼增加。在職家庭津貼中，與工資掛鈎的住戶津貼增加16.7%至25%不等，兒童津貼大幅增加40%。金錢固然能夠幫助貧窮家庭渡過燃眉之急，但想要解決結構性問題，必須檢視資源二次分配的制度問題。比如是否採用累進稅收制度減少貧富差距的逐步拉大，發展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以避免老人這個月因派錢可以吃海底撈，下個月又回歸生命麵包等。

我們為何嫌貧愛富？

更根本而言，這個社會面對的不只是政府無能，而是香港人毫不察覺經濟結構的問題。若然我們以「海底撈」自豪，並取笑基層才會吃「生命麵包」，以為這是別人的不夠努力所致，這顯示出我們對社會結構性貧窮的無知。若然我們自己也看得這樣表面，又如何推動政府牽頭改革？

更令人可惜的是，較為富裕的香港人不但沒有了解別人的需要，甚至以基層、拾荒者和老人家來開玩笑，將經濟上的差異複製到社會地位上的差異。在一個堅持無論貧富人人平等為大原則的社會，吃海底撈的人不會比吃生命麵包的人更高尚，吃米芝蓮三星的人也不會比吃海底撈的更值得尊重。對於吃生命麵包的人來說，他們不需要別人的可憐，而是需要同等的尊重。對弱勢群體，社會應予以的不是嫌棄、歧視或高高在上的口吻，而是平等視之的尊重、交流與改善。甚至如《簡愛》中夏洛蒂·勃朗特的經典對白「你以為我貧窮、低微、不美、緲小，我就沒有靈魂，沒有心嗎？你想錯了，我和你有一樣多的靈魂，一樣充實的心。」

生命麵包的包裝上寫著，「包含維他命B1、B2、B3、鈣質、鐵質及葉酸。」這段話的背後是60年代香港仍然物質匱乏時，食物生產商為了帶頭在麵包中加入維他命和礦物質的歷史。如今的香港物質充足，大部分人已不需經此補充營養，然而我們卻似乎失去了對平等的渴求，對改善貧窮困境所盡的社會責任。這才是這個社會真正可悲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