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為「攬炒論」解毒

從6月至今，反修例風波持續了逾20個星期，「香港何去何從」成為社會上下共同面對的艱難命題。對於政府，多數市民的訴求也許仍是一致的，要求管治團隊去蕪存菁、勵精圖治，切實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不過，隨着示威行動多次轉焦，如今仍活躍於街頭之抗爭者的目標，也已明顯偏離了百萬計市民最初上街遊行的「初心」，但持續失控的街頭暴力似乎受到許多人的「包容」。這是否說明運動早期冒出的「攬炒論」仍有市場？

在8、9月之間，「攬炒論」與示威暴力程度有着正向關向，暴力愈發升級，「攬炒論」愈是躍然於紙上，矛頭直指香港與中央的關係。攬炒鼓吹者「相信」，他們可以香港的經濟價值作要脅，逼迫中央政府屈服，縱使這個算盤落空，引來解放軍鎮壓，也只是拖累中共政權，而他們自己則本來就「冇嘢可以再輸」。只是，即便踏入10月以來街頭暴力破壞急劇惡化，極端示威者甚至明目張膽針對被指有「中資」色彩的商舖打砸縱火，他們預想中的「解放軍屠城」還是沒有出現，「攬炒」走到了瓶頸。

由「支爆」說起

「01觀點」早已指出，香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絕非無可取代，「攬炒論」只是癡人說夢，既是自我扼殺「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獨特空間，也是立足於對中央政府的偏見，源自長期以教條心態僵化地看待中國的變化。

追本溯源，曾經盛極一時的「支爆論」可謂「攬炒論」的濫觴。「支爆論」認為，中國經濟將會崩潰，然後會產生骨牌效應演變成政治動盪，最終甚至令中共政府垮台。逢年過節，總會有「支爆」言論冒出，但客觀現實是這種「預言」年復一年落空，淪為笑柄。然而，對於香港不少年輕的激進示威者而言，「支爆論」似乎為他們提供了想像空間，令他們相信「勇武」總有一天可以衝出個「未來」。故此，「支爆論」轉生到「攬炒論」上：中國經濟依賴香港支撐，內地至今尚未爆破全因香港；只要搞亂香港，內地就會步上「支爆論」所陳述的路上去。

從這個角度看，要破除當下社會上彌漫的暴力迷思，便需要為「攬炒」和「支爆」論解毒，而如果我們追尋「攬炒論」的興起，不難發現不少香港人，以至於外國的觀察者對中共的理解，還是停留於三十年前的「六四」運動時期。

「六四」與「反修例」

雖然反修例示威者之間甚少直接提出香港與「六四」作比較，但毋庸諱言，之所以持續有輿論鼓吹中央出動軍隊武力鎮壓香港示威，正是出自於「六四」這個「前科」。事實上，不少外媒的評論便露骨地以八九民運對比今日香港情況。可以說，用「六四」這個歷史教訓來理解中央處理反修例示威的對策及「攬炒論」的自欺欺人，並非捕風捉影的「打稻草人」問題。

就社會背景而言，反修例示威與八九民運確實有相似之處。首先，兩者都是社會深層次矛盾未能有效地透過結構轉型消解，以致民怨持續累積，最終由一個觸發點引燃燎原之火。「深層次結構矛盾」已成為理解香港示威浪潮的關鍵詞，而八九民運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官僚腐敗、社會不公，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產生的嚴重民生問題等等，使得民間怨聲載道，對未來充滿焦慮。

其次，兩者都在中西方價值觀衝突下發酵。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逾百年間受西方文化與價值觀薰陶，回歸逾二十年後的今天，它們仍深深影響着香港社會，使人們對香港的現實政治身份產生「水土不服」症狀。「六四」所反映的價值觀衝突則是中國打開國門後，西方價值與文化一擁而入，學者和青年爭相希望仿傚西方模式推動中國發展，在冷戰氛圍籠罩下，這股思潮與中共嚴防和平演變的危機意識構成不可調和的對立。

再從運動的構成來看，反修例與「六四」都包含複雜的政治訴求。「六四」最主要訴求是反官倒與反腐敗，出發點是革除社會積弊，這說明它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愛國運動，但與此同時，「六四」也涉及政治路線與意識形態鬥爭，以及「打砸搶燒」等違法活動。區分運動中這些不同成份有其必要性——學生等參與者的愛國行為無可非議，當局必須為此作出平反，香港社會多年來對此的堅持也毋容置疑。

反修例運動也該作類似區分，如今在周日成為「常態」的暴力破壞必須受嚴厲譴責，但制止嚴重違法行為並不等於否定運動本身的意義。撇除暴力問題，反修例運動涉及的政治問題恐怕比「六四」更複雜，箇中關鍵正是社會上對香港的政治身份有兩種不同論述，一種由現實的憲制秩序拘束，明確規定了香港「是」什麼；另一種基於既有價值觀而形成，反映了許多港人想要守護的香港獨特性，但當所追求的香港身份脫離了現實，就只會淪為想像。兩者之間的落差長期未受正視，卻在「反送中」這個充滿誤導的政治文宣口號下表露無遺，並呈現出「六四」所未見的分離主義色彩。

中共並非一成不變

客觀而言，香港這場社會動盪的持續時間比「六四」更久，性質也更為複雜，對中共構成的挑戰甚至也更大。然而，回到前面的問題，為什麼北京並未如「攬炒派」所願，出動解放軍鎮壓呢？一些吹奏「攬炒」的網民戲言，解放軍「唔夠膽，全球最廢」。明白人對這種解嘲式言論當然一笑置之，可是其中流露的無知卻值得深思。

有人認為中央至今不出手，是因為懼怕外國壓力或是擔心此舉會毀掉香港，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無可否認，這些因素或多或少會對中央形成一定的壓力，但卻難以理解成關鍵原因。以中共長久的行為模式而言，政治穩定絕對在一切問題之上。如果香港問題果真對中央政府構成政治威脅，再大的經濟重要性也不可能凌駕之。「攬炒派」經常強調香港對內地無可取代，更是誇張其辭，至於論及國外壓力，北京面對美國挑起起貿易戰也不屈服，難道香港問題比貿易戰更威脅中國嗎？

「六四」悲劇發生後，時任中國總理李鵬說過一句備受非議的話：「我們沒有經驗」。血腥鎮壓的責任絕不能用任何理由搪塞推卸，但就危機處理而言，確實需要經驗，而當我們回顧中共建政以來處理社會動盪的做法，也無法否認它是一個很懂得汲取經驗教訓的政權，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克制，與其說是「不敢」，毋寧說是「不為」。結合北京自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不斷強調，希望問題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盡量由香港社會自行解決，可見中央根本不欲越過雷池，破壞「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基本政治框架。

那麼，對「解放軍屠城」的想像，以及這種想像的落空，某程度上反映了不少人對於中共的理解在三十年間完全沒有更新——中國永遠定格在數十年前那個落後、腐敗、不文明的畫面，只是「碰巧」經濟起飛，變得富有而已。不願意理解或承認中國在改變，很可能正是這種認知落差的成因，而它帶來的後果則是以「零和」心態看到央港關係，把香港的福祉置於中國整體發展的對立面。

我們從不認為香港與中央的關係處於「你輸我贏」的博弈之中，香港發揮「一國兩制」賦予的自主權力，也絕非與兩地經濟融合的大趨勢構成衝突對立。回顧這段時間的社會情緒，香港亟需破除「攬炒」論調所反映的迷思，正如大家耳熟能詳的本地經典歌詞「變幻原是永恆」所言，世界在變，中央也在變，而香港人要問自己，是不是只有我們畏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