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子杰遇襲見社會誤解　少數族裔污名何時了？

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周三（16日）於旺角街頭遇襲，不但頭部出現多處傷口需要縫針，更是他於個半月來第二次受襲，再次引起社會震怒。不過是次襲擊事件的其一焦點，卻落於少數族裔的身上，事關部分疑兇疑似是南亞裔人士，網上討論更一度將矛頭指向他們，並曾號召對有關群體「私了」。然而有網民如此反應，無疑折射出公眾對社會上的少數群體仍存在不少誤解及負面標籤。如果無知、誤解甚至排他情緒繼續瀰漫社會，少數族裔要融入本地生活只會愈見困難。

「南亞」應為眾矢之的嗎？

岑子杰受襲，「南亞」一度成為眾矢之的，有網民曾針對南亞裔人，提出本周日（20日）遊行期間破壞清真寺、重慶大廈等少數族裔集聚的地點，藉此迫令相關群體「交人」。雖然其後網民已否決有關提議，但卻足見社會不少人仍對少數族裔充滿誤解，這容易衍生對立、敵視等不必要的行為，對香港作為世界文化薈萃的國際都會來說，實說不過去。

必須指出，南亞裔人士只為統稱，當中指涉的包括印度人、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及其他如孟加拉人及斯里蘭卡人等的南亞裔人士，他們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將南亞裔人士與穆斯林劃上等號本屬無知，更遑論是將矛頭放諸於回教群體，企圖以武力迫令他們交人，更是無根據地聯繫回教徒與受襲事件，實無任何理性可言。

另外，破壞重慶大廈之說同屬無稽。重慶大廈不僅作為多元文化交融之地，也有不少旅店在此經營，匯聚了不同的本地少數群體，當中除了包括不同的南亞裔人士外，亦有為數不少的非洲裔人士，甚至來自歐美和內地的人士。然而在目前劍拔弩張的政治氣氛下，這種對少數族裔的誤解，差點就釀成大錯，不但使無辜人士無奈受災，更破壞港人與少數族群間的脆弱關係。

以偏概全　不助認清事實

歸根究柢，社會對少數族群缺乏認識、理解並非新事，甚至在有媒體肆意渲染下，少數群族易於被扣上種種的污名，被部分人視作為社會問題的根源。不難發現，社會過去存在一種南亞犯罪論，認為南亞裔人士較常與罪案扯上關係，故視之為破壞社會安寧的源頭。

有關論者常引用本地犯罪數字，舉例說在2016年中因涉嫌干犯刑事罪行在香港被捕的人當中，有4,703人為非華裔人士，佔全年被捕的14.1%，然而同年非華裔人士佔全港人口只有約6%，論證出南亞裔人士較一般人更有犯罪傾向。但細看政府非華裔人士的分類，包括菲律賓人、印尼人、泰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南亞裔人及其他亞洲人，當中南亞裔人士只佔整體的18%左右，更遠較菲律賓人（40%）及印尼人（33%）為低。加上警方無按被捕人士的國籍或種族作分類統計，只得籠統的「非華裔人士」數字，故南亞裔人士更有犯罪傾向的說法，根本沒有根據，說穿了亦只是社會因誤解而強加於人的負面標籤。

更甚者，早年有關難民的爭論同樣印證社會對少數群體的偏見。有種論調認為，有不少犯罪人士為滯港「難民」。所謂的「難民」實指是在港提出酷刑或免遣返聲請的人士，並非已獲審批資格的難民，而在上述犯罪數字中，政府稱當中有1,506名非華裔人士獲保釋，而且當中大部分為免遣返聲請人，導致「難民」為罪案源頭的說法更似是擲地有聲。不過，政府未有列明所謂「大部分」的具體數字為何，而且未有交代其他被捕的非華裔人士同為免遣返聲請人的數字，始終難以得出「難民」具犯案傾向的結論。

誠然，非華裔人士及免遣返聲請人的犯罪數字或許較一般人為高，但不能忽略就是他們在港生活所面對的困難。免遣返聲請人的申請須由香港入境事務處審理，雖然近年審批效率有所提升，但此前其過程動輒數年，期間不但不能工作，而且只有每月約為3,000元的食物、住宿和交通等非現金津貼，實難以在香港此百物騰貴的社會生存，不難看出此惡劣的工作環境更有理由為他們走上歧途的主因，不少有心之徒更可利誘苦無依靠的南亞人代勞犯事，即使事敗也可有他們代罪，從而逍遙法外。

社會尚有理性聲音

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道理或許淺易，但社會習慣對少數群體不予體諒、了解，自然將後者部分的「醜惡」無限放大，深化對立與敵視，故過往才有政黨倡議復建難民營，社會對熱枕幫助少數群體議員戲謔為「難民之父」等諷刺之事。至於是次岑子杰受襲一事，警方須盡快輯拿涉案的疑犯甚至幕後主使者，以維持社會治安，但如社會簡單將少數群體視為元兇，未免捉錯用神。

幸而，社會仍不乏理性聲音，不少保持理智的網民始終能認清「私了」將殃及無辜，甚至明瞭種族身分並非事件重點，有關提議似乎就此告吹。即便受害者岑子杰本人在受襲後，亦呼籲示威者切勿「私了」，反希望市民能將情緒轉化為和平理性的遊行，有助阻止種族仇恨繼續發酵。以上種種跡象顯示，社會上始終不少人能分清事非黑白，甚至可換位思考，明白少數群體的處境、無奈，這種同理心正是促進社會共融的關鍵。此後社會各界應續以互相理解，漸以消洱不同族群間無謂的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