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之風不宜長　社會信任待重建

近日，社會愈來愈多舉報建議。先有前特首梁振英懸賞百萬，追尋8月3日扔國旗者，後有「803懸紅爆料網」上線，將反修例以來的社會事件列排編碼，求市民舉報。國泰航空亦被指鼓勵舉報懷疑違反員工行為守則的同事。早前港龍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指出，多名同事疑因反修例言論被人舉報及解僱，不信任情緒似乎在社會上蔓延。

舉報並不是新鮮事。源於資訊不對等或操作需要，舉報往往能令政策更能上行下效。比如古時漢武帝的「告緡」和北宋王安石的「手實法」能夠成功推行，舉報的作用不可小覷。現今的廉政公署也鼓勵民眾舉報貪污行賄，助其展開調查以維護社會廉潔秩序。

然而，舉報如一把雙刃劍，亦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需小心使用。舉報之風盛行，首當其衝的是社會信任，最壞情況更會使得人人自危。故此，社會應思考舉報的底線在哪裏，應該如何使用。

「向誰舉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通常來說，舉報人向司法、行政機關檢舉被違法行為，協助政府執法。然而，在警方還未懸賞舉報時，香港近日已有不少私人名義鼓勵舉報，自然令人擔憂。其一，民間舉報有越俎代庖之嫌，予人繞過官方程序之感，其二，舉報資料的保障制度和處理流程缺乏監督，也未必具有足夠的公信力，容易讓舉報淪為攻擊他人的告密活動。梁振英作為前特首及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鼓勵社會私下舉報而非訴諸警方，做法似乎缺乏深思熟慮。

「舉報什麼」，也是需要社會思考及設定界線的問題。常見的舉報主要集中在貪污、行賄等違法行為，亦有不少用以監督掌握公權力的人。然而，近日社會的舉報卻不全然涉及非法行為，甚至可能涵蓋了私人政治立場、言論表達等。此等做法使表達空間收窄，無益於社會。

《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一個起因，在於信任問題，即香港社會對於內地法制憂慮處處，亦不信任特首的把關能力。事情後來愈演愈烈，一方面加深了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包括認為智慧燈柱會成為監控工具，另一方面加深了市民對警方的不信任，甚至懷疑被捕者遭性侵犯。從這個角度看，近日愈來愈多人鼓勵舉報，既是社會失去信任的結果，亦會加劇人際間的猜疑。故此，我們必須反思：社會當前需要的真是舉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