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兒童節】虐兒個案不跌反升 無辜孩童成病態社會犧牲品
香港作為發達的國際都市，物質條件優厚。因此，討論到香港的兒童問題，社會多局限在「港孩」的嬌生慣養、自理能力低等，卻鮮少有人關注到在這個光鮮亮麗的城市背後，香港日趨嚴重的虐兒問題。
只要仔細分析數據，可見虐兒問題只是重重社會問題的其中一個爆發點。而在虐童問題上，政府缺乏具體解決措施，有如將無辜兒童推向火坑。
根據立法會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8年間，香港共有9,176宗新呈報虐兒個案，而根據香港大學2010年的「虐兒及虐偶研究」報告，社會所知的虐兒求助數字只有1%，因此實際上，這近萬宗的虐兒個案只是社會黑暗的冰山一角。更為人心寒的是，過去10年間，香港的虐兒個案竟無下降趨勢，反在2018年高達1,064宗，創下自198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這不禁讓人疑問，問題出在了哪？
社會病了 兒童買單
從各方數據不難發現，在虐兒方式上，身體虐待一直居首；但疏忽照顧今年急增，亦不容忽視。受虐群體方面，0至5歲的孩童受虐個案增長最多；施虐群體上，有經濟、精神壓力的家庭成員為最主要的施虐者。這些特徵均指向，家庭問題、社會問題是虐童個案多發的根本原因，兒童成為了病態社會的犧牲品。
首先，根據立法會數據透視提供的資料，我們可以明確知道虐兒個案的增長主要歸咎於「疏忽照顧」個案的上升。雖然疏忽照顧並不是目前數量最多的虐待形式，但是「疏忽照顧」的個案在2007年至2017年間增長逾一倍，令人心驚，也成為了虐童個案的主要增長來源。而身體虐待則一直是最多的虐待方式，並仍有輕微上升。
其次，在受虐群體上，0至5歲的孩童最不懂自理，因而最需要成人照顧，而數據恰好可見，0至5歲年齡組別是增長最多的受虐群體。當其他年齡組別的虐兒個案呈下降趨勢時，0至5歲年齡組別的虐兒個案不降反升。2017年，0至5歲的受虐兒童人數比2013年增長了80%。可見，「疏忽照顧」個案的上升與0至5歲受虐兒童的增長是密切相關的，因為年齡愈小的孩童愈容易受到「疏忽照顧」的負面影響。
再者，在施虐者問題上，父母、監護人佔比最多。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ACA）統計的2017/18 年度收到的懷疑虐兒個案顯示，逾七成懷疑施虐者是家庭成員：34%為母親、20%為父親、12%涉及父母二人、5%為祖母、1%為祖父、3%為繼父、1%為養父母及1 名繼母。而防止虐待兒童會總結的於2017年所處理的虐童案件中，虐童發生率較高的家庭多有以下特徵：經濟困難、父母奔波生計無瑕顧及孩童、父母也面臨較大的生活壓力或對於孩童的教養知識較為匱乏等。該會將這些家庭所佔虐童個案的比例整理如下：
由分析施虐方式、受虐群體和施虐者這三方特徵，我們不難勾勒出香港虐童問題的主要輪廓：這個城市愈來愈越緊迫的工作、經濟壓力，讓父母難以喘息，也愈來越難分擔足夠的時間和心力照顧兒童。同時，原本家庭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社會的壓力容易誘發父母的負面情緒，令他們更易使用不當的方法對待子女，以及一些父母缺乏正確的管教觀念。
廣義上來說，虐童問題是目前整個病態社會中的一環。試想，目前香港在職人士中四人就有一人有抑鬱症症狀，這些具有情緒問題的職場爸媽處理自身問題已應接不暇，如何為孩童營造健康的環境？當香港人的壓力指數排全球前五，九成二的香港人都面臨高壓力時，整體的社會壓力最終也轉嫁到了孩童身上。
讓孩童不做社會壓力的接力棒
因此在大方向上，政府着手解決虐兒問題時不應只局限於兒童本身，更應從社會和家庭問題入手，建設健康的社會環境才能從根源上減少虐兒問題的出現。因此建立友善的照顧家庭崗位的工作環境必不可少，比如呼籲企業實施更彈性的工作時間，又或是政府考慮予以一些困難家庭聘請額外家庭助手的資助，以讓父母能夠平衡家庭與工作，不至於因為疲於工作而疏忽照顧兒童，也不至於因為過於沉重的工作壓力而將負面情緒帶到家庭中，影響孩童。以及在社會福利政策上，政府若能更積極地投放資源於一些需要援助的家庭，比如增加對在職貧窮家庭的資助、對單親家庭的支援等等，也裨益甚大。甚至更理想的願景是，政府大刀闊斧改善香港職場環境，提升勞工福利，減少整體社會的壓力。
要從根源上杜絕虐童事件，固然要改善整體的社會弊病，但是這並不代表政府不用制定具體措施。直到現時，香港仍欠缺清晰整全的數據分析，以評估現時香港兒童受虐的情況，甚至缺乏為兒童設立的可靠的中央資料系統，以至無法量度、收集、分析及發放有關保護兒童及兒童發展情況的資訊，無法準確反映兒童現況及掌握兒童數據及需要。本年初，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才表示會在今年第三季就中央資料系統展開研究，但政策要真正落實，仍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同時，政府早期預防服務資源投放不足，例如缺乏為新生嬰兒家庭提供探訪服務、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正如上文所述，一些家庭要教養有特殊需要的孩童，比如讀寫障礙症患者、多動症患者等，但不是所有的家長都能正確認識到孩子的疾病並予以理性、正確的教導。不少家長往往以為這事由於孩子的頑皮，而誤用體罰、打罵等方法管教小孩。即便在正常的家庭中，也未必父母就知曉正確的管教理念。因此，政府對父母的教育與支援是極為重要且不能省略的。
香港社會病態的壓力不僅影響着成年人，也不可避免的影響了孩童成長的土壤。而政府在虐童問題上具體措施的缺失，則無疑是雪上加霜。我們常說，兒童是一個社會的未來。在2019年，貴為國際大都市的香港，虐童問題不降反升，它揭示的不僅是政府在保護兒童上的無能，更為我們敲響警鐘：無視社會的病態，難以迎接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