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1886年的芝加哥，2019年的香港
五一勞動節假期對於一般香港人而言，只不過是另一天的假期。有的選擇在家休息，有的選擇出外遊玩，甚少人會將之與上街示威，爭取勞工權益扯上關係。然而勞動節這個由全球80多個國家共同紀念的國際性節日，背後代表的是工人階級多年來一直受剝削的辛酸，以及其反抗史。
爭八小時工時 釀成乾草市場慘案
時光倒流到130多年前1886年的5月4日，那天美國芝加哥發生一場名為「乾草市場事件」（Haymarket affair）的血腥騷亂。19世紀中葉，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急速工業化。城市興起，工廠林立，不少移民為了一個道聽途說的「美國夢」從歐洲飄洋過海，來到了大西洋彼岸，新大陸上的新興國度，並於芝加哥這個密歇根湖畔的工業重鎮落戶。
當時工業資本雖然急速膨脹，保障勞工的法例卻少得可憐。以芝加哥為例，當時的德裔移民勞工日薪1.5元，卻要每周工作六天，合計每周工作逾60小時。全國各地工會在1860年代已開始要求「每日八小時工時」，並首度組織全國性工會。資本家則聯合政府及警察，鐵腕鎮壓工會活動，又解僱工會成員、僱用臥底、流氓暗中破壞罷工，更訴諸排外及種族矛盾分化工人。而主流媒體也一面倒偏袒商家利益，工人惟有自己辦報與之抗衡。工人意識到只有團結方能抵抗資本家剝削，工會活動因此而日益壯大。
適逄馬克思剛完成鉅著《資本論》，控訴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殘酷真相，全球的社會主義風潮方興未艾，一支激進的無政府主義也在芝加哥工人階級中迅速發展。1886年5月1日，全美各地爆發史上最大型的罷工，要求落實「八小時工時」，當中以芝加哥規模最為龐大，無政府主義者也加入聲援。5月3日，示威者在麥考密克收割機廠前與警察爆發衝突。示威者向警察掟石，警察則以子彈回應，兩名工人被當場擊斃。
事件引起全城震怒，無政府主義者曾尋求武裝起義，但最終被領袖擱下來。翌日，無政府主義者在市中心的乾草市場廣場集會。本來集會平和的氣氛卻在快將完結一刻被一個不知何處而來的炸彈破壞。多名警察被炸傷後，警察向示威者開槍導致多人傷亡。當局及後起訴八名無政府主義領袖謀殺罪，並判當中七人死刑。事件引起國內外強烈反彈，原因是該八名被告幾乎沒有人在炸彈爆炸時在場。很多人認為當局要打撃工人運動而製造的冤案，因而為之聲援。
結果該八人成為了英雄，在美國眾多大城市甚至歐洲都舉行了紀念儀式。1889年在巴黎舉行「第二國際」第一屆大會提案5月1日成為國際性的勞工示威日，1904年第六屆大會則要求社會主義政黨及工會在該日停止工作，而爭取「八小時工時」、無產階級的階級訴求，以及全球和平。五一國際勞動節因此而誕生，亦逐漸被各國政府納入成公眾假期。
標準工時走數 盡顯香港勞工悲歌
將1886年的乾草市場事件放諸在今天香港，則可見其荒謬之處。1886年的五一大罷工，為的是爭取「八小時工時」的訴求，但在130多年後的2019年，登上全球最富裕經濟體行列的香港，居然仍未能就標準工時立法。早於2012年，勞工處已發表了《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研究為標準工時立法。2013年時任特首梁振英成立「標準工時專責委員會」，該會在2017年向特首提交報告，卻被束之高閣，甚至到落任仍未起草法案，在競選承諾上「走數」。
去年瑞士銀行調查發現，香港人每周平均工作41.7小時，雖比2015年身為全球工時最長城市時減少了八小時，卻仍比中位數的36.7小時要高。巴士司機因工作過勞而造成交通意外、教師因超長工時影響心理健康而抑鬱時有所聞，而工時長影響生產力以及生產質素，最終構成龐大的社會成本。問題眾所周知，政府卻對此無動於衷。
當今貴為政務司司長的張建宗，早在2011年身為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時，便指出「連續長時間工作，對員工的健康、家庭及社交生活都會帶來不良影響……平衡工作和生活對市民甚至整個社會發展都非常重要」，而現任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在未上任前，曾聲言需要跟進包括標準工時的勞工問題。然而，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卻反口，稱無計劃為標準工時立法。面對一個又一個毫無承擔的一區之長、懶理勞工權益的政府高官，怎叫市民不憤怒？
社會主義回潮 為政客精英敲警鐘
在19世紀的社會主義風潮，催生了歐洲眾多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及美國的進步主義時代，提出打破壟斷、抑制資本、保障勞工等諸多政策。而130多年後的今天，當財富集中愈加累積在極少數人手上、資本家在政策制定上的愈有影響力，一股社會主義風潮正再次興起。美國總統參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新晉聯邦眾議員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便以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政綱引發政壇大地震。去年有民調顯示，美國18至29歲的青年對社會主義的正面觀感，首度超越資本主義。
有調查發現，美國大企的行政人員平均年薪是其公司員工平均年薪的254倍，其中有十個當中便有一個賺多1,000倍。根據英國《金融時報》，香港的行政人員年薪雖未如美國般高，卻是眾多富裕經濟體中最不平等。面對財富愈不平均、社會愈見憤怒，美國商界的頭面人物也深明資本主義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全球最大避險基金公司橋水基金創辦人達利奧（Ray Dalio）便稱：「我是資本主義者，而就算是我也認為資本主義失效了。」
而美國大通銀行董事長戴蒙（Jamie Dimon）亦在去年對股東的信中反思破碎了的「美國夢」，以及企業的角色和責任。他說：「如果我們能展示我們將錢用得其所，我們應花在基建和教育上，這很可能代表向富人增更多稅。」長期被無視的勞工階層，在脫歐公投及特朗普勝選中，一而再的用選票懲罰離地的建制政客及商界領袖，最終這些月入數百萬的精英，終須要面對憤怒的民粹，面對資本主義浮現的問題。
至於香港的商界領袖呢？2012年香港七大商會以標準工時將破壞自由經濟體制為由，發表反對立法聲明書，又不肯向勞方讓步，最終令標準工時立法難產。而政府礙於商界壓力而毫無承擔，令今天的打工仔女仍要飽受工時長、作息少、無償加班的苦況。當我們在五一勞動節假期除了休息在家，又或者出外遊玩，也試想想芝加哥工人為爭取「八小時工時」而上街的130多年後，我們在2019年竟仍未有一條標準工時的法例。當社會主義在全球回潮，香港遲早將無可避免的要重提階級議程，當怒火演變成民粹，抗爭取代談判時，屆時付出代價者將是當初置勞工於不顧，冥頑不靈的高官和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