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結構性矛盾難解　兩國關係仍可正向發展

2010年，哈佛大學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意指新興大國的崛起，無可避免對現行大國構成挑戰，往往釀成戰爭。當前中美貿易戰仍未止息，許多人都在「競猜」雙方會否誤踏陷阱。
值得留意的是，對於中美關係走向，艾利森認為是可以正向發展的，他最近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重申了這個過往相對備受忽略的看法。鑑於中美兩國競爭格局愈發明顯，他的看法實在有被重新發掘和重視的必要。

根據艾利森的研究，國際社會在過去500年出現了16次「雅典vs斯巴達」式競爭，當中12次以流血衝突作結。概言之，現有大國為了捍衛霸主地位，出手打壓新興大國；後者亦有可能野心膨脹，主動挑戰現有大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vs英國」、二戰時的「日本vs美國」，都是顯著例子。

還記得在2017年，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Steve Bannon）在接受美國自由派雜誌《美國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 訪問時表示，和中國的「經濟戰」意味着一切，美國必須全神貫注，倘若繼續在經濟戰中失利，「不出5年，最多10年，美國就會觸及永遠無法翻身的拐點 」。可以說，在班農眼中，最多10年的「窗口期」是美國的最後機會。退一萬步，縱然中美在貿易議題上達成協議，其他層面的競爭亦勢必持續，而且可能會以更激烈的方式呈現。

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套路，「美國大戰中國」可能成真。不過，誠如艾利森本人所提及，他希望自己猜錯；此外，這位哈佛學者為了幫助中美擺脫「陷阱」，找到九個潛在「逃生通道」，當中他認為「最有前景」的通道，就是重拾周恩來和甘迺迪過往處理國際矛盾時的態度──接納多元。

1953年，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處」；1963年，不久前才化解「古巴核危機」的美國總統甘迺迪說：「我們不要對分歧視而不見，但我們也要把注意力聚焦到共同利益、以及解決分歧的手法上。如果我們現在不能解決分歧，至少也要讓世界能夠包容更多的不同（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

兩位領導人有這樣的取態，其實是對現狀的確認：新中國在1950年代初受到國際孤立，倡議「和平共處原則」無疑合乎自身福祉；而對甘迺迪治下的美國來說，雖然美蘇是政經體制截然不同的宿敵，而且差點在1962年爆發核戰，但甘迺迪深明，美蘇任何一方都無法壓倒另一方，「包容」是不得已的選擇。

對北京和華府而言，艾利森提出這個「逃生通道」又有何參考價值？誠然，中美關係確實受到不少負面因素困擾，將來肯定還會有不少波折。不過，倘若北京和華府重拾、踐行兩位已故領袖的故智，中美關係還是可以正向發展的。

中美並非沒有重拾故智的條件：一方面，兩國儘管有着種種歧異，但具有防止大規模衝突的共同意願，就像美蘇核戰在最後關頭被煞停一樣；另一方面，中美合作關係較昔日的美蘇關係密切得多，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華府鷹派推動兩國「脫鈎」，無疑是天方夜譚。

中國副總理劉鶴將在1月30日至31日訪問美國，繼續磋商經貿議題；與此同時，特朗普和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等人亦稱，兩國貿易談判進展順利。這些情況表明，中美關係縱使面臨逆風，卻並非不能正面發展。兩國決策者在加緊磋商時，實在有必要銘記周恩來和甘迺迪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