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特朗普或成下屆總統　以暴制暴是唯一出路？

巴西大選首輪投票中，屬極右陣營、社會自由黨（Social Liberal Party）的候選人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取得了46％選票，但由於沒有候選人得到逾半選民支持，須於本月28日舉行次輪投票，由博爾索納羅與得票第二、屬工人黨（Workers' Party）的哈達德（Fernando Haddad）以簡單多數制對決。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口沒遮攔的極右候選人，除了得到球星朗拿甸奴和李華度背書外，亦有曾為特朗普出謀獻策的「前國師」班農（Steve Bannon）坐陣，可謂「陣容鼎盛」。

巴西特朗普 v.s. 勞拉接班人　國內二元對立嚴重

早前，兩位巴西球星分別在社交媒體貼文，支持博爾索納羅競選總統。李華度稱，「我們需要他（博爾索納羅）來解決國家的問題，而不是教導我們價值觀」；而朗拿甸奴則表示，博爾索納羅可以帶來「和平、安全，及讓我們再次感到高興的人」。到底，博爾索納羅的政治立場和言論，有甚麼可以吸引球星為他背書呢？

其實，博爾索納羅跟特朗普一樣，同是以「政治局外人」的姿態自居（但他是國會議員），而不少傳媒更以特朗普和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的「混合體」，來形容他的言論和政治理念。例如，在處理犯罪率高企的問題上，博爾索納羅曾揚言「罪犯不能被視為人類」，並指「殺死10、15或20名（罪犯），每人10或30槍，（這名警察）必須受到表揚而非懲罰」。此等言論，的確帶有杜特爾特的影子。

不過，罪案並非博爾索納羅關注的唯一事項，在移民、同性戀等議題上，他的政治修辭同樣激進。他曾稱那些來自海地、非洲和中東的難民為「人類的敗類」（the scum of humanity），甚至認為軍隊應該「照顧」他們；另外，他亦曾將同性戀和戀童癖相提並論，並對另一位議會代表說，「我不會強姦你，因為你不值得」。不過，此等言詞卻未令他的支持者退卻。

博爾索納羅支持度領放，其中一個原因是巴西國內仍未走出工人黨領導時期的陰霾。由於前總統盧拉（Lula'da Silva）因貪腐被定罪，被迫讓出工人黨候選人的資格，故哈達德可說是盧拉在獄中親自挑選的代理人。不過，雖說盧拉的支持度曾高達九成，但這對哈達德僅屬好壞參半。盧拉在位時，以出口商品支撐福利政策，間接引發泡沫爆破，令經濟一沉不起；加上其後的貪腐案，更令他大失民望。

話說如此，博爾索納羅也未至於穩勝不敗。雖然他在首輪投票中的得票遠多於哈達德，但另一統計指出兩人的反對度「旗鼓相當」。 Datafolha民意調查顯示，在第一輪投票之前，分別有大約41%、44%選民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投票支持哈達德、博爾索納羅。由此可見，不論總統寶座鹿死誰手，巴西社會已陷入像美國2016年大選後的兩元對立、互不妥協，即使候任總統是民主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其資格也難以令廣大民眾所接受。

社會百病叢生　換總統即可解決問題？

「社會撕裂，大家都輸」，但撕裂往往是出自極端的失望。觀乎是次選舉，不少選民選擇支持博爾索納羅，只是因為對建制力量信心盡失，亟待新面貌、新作風打破各種令人生厭社會困局。雖說這種想法可以理解，卻難以令人認同。簡單選個「口頭」大右翼出來，恐怕難以根治社會的結構問題。

巴西面對的社會問題主要有三。

第一是經濟衰退。2000年到2012年間，適逢全球商品熱潮，巴西一躍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經濟體之一，但2014年商品泡沫爆破，巴西陷入衰退，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更高達12%，民怨四起。

第二是貪腐嚴峻。按美國蓋洛普（Gallup）統計，現時僅有17%巴西人對政府抱有信心。可見，這幾年涉及前總統和不少政商高層的貪腐醜聞，已摧毀公眾對「社會精英」和民主制度的信心。

第三是罪案猖獗。2017年，巴西錄得破紀錄的63,880單兇殺案，在全球最危險城市中「名列前茅」。

社會百病叢生，民眾訴諸民粹領袖又可否解決問題？觀乎上述的選舉背景，經濟衰退理應是重中之重。須知，在商品熱潮時，工人黨可借龐大的賣油收益，支撐政府的福利政策，借財富再分配改善基層市民生活。即使巴西仍未躋身世界一流強國之列，民眾或多或少亦可分享到經濟起飛所帶來的成果。可是，政府在「水浸」時沒有藉機改造經濟結構，到油價回落時，民眾才如夢初醒，不但發現龐大的福利計劃難以維持，過去的社會矛盾也絲毫未變。本來就是出身建制精英的博爾索納羅，只是在利用民眾對建制的絕望，政綱賣弄民粹多於分析、拆解問題。若說商品經濟是一種麻醉選民的「騙局」，博爾索納羅的激進右翼言論，也不過是另一種「麻醉劑」。巴西選民很大可能會在下一次大選中，再一次「如夢初醒」。

平情而論， 是次巴西選舉，跟世界各地的極端思潮冒起也有可比之處。觀乎近年民粹主義興起，不少政治領袖以帶有歧視、妖魔化、甚或倡議暴力的言論，來描繪社會問題的根源，分區他者和我者，以爭取支持。此舉雖屬政治不正確，也嚴重錯判問題的本質，但情感上的確可煽動對建制信心盡失的民眾，令選民產生共鳴，即使數年後無法解決問題，至少亦有發洩之用。問題是，民眾對現實的無奈，及對建制不滿之情，令他們錯誤對焦，未能直接面對社會問題的底蘊，更沒有集中辯論提振經濟的手段。這種選舉氛圍，對任何一個理性選民而言，應該都不是喜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