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法官空缺再掀鬥爭　最高法院宜檢討定位

美國傳媒過去一周的頭版報道，幾乎全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的消息。在一片爭議聲中，共和黨參議員投下贊成票，讓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順利躋身最高法院，但同時成為美國近137年以來贊成票差距最少的大法官。
這次任命，除了再次曝露美國司法淪為政治鬥爭外，亦反映出最高法院的定位應該檢討。

「爭凳仔」四大原因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提名保守派法官卡瓦諾擠身最高法院，在政界以至社會上下都引來討論，最主要原因有四層。第一，最高法院原本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呈現勢力平衡，若由卡瓦諾代替退休的中間派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的話，即會出現保守派五名大法官佔大多數的局面，力壓四名自由派。外界擔心，在涉及基本權利、宗教自由、同性平權等重要議題上，將會出現一面倒的保守裁決。

其次是美國大法官的任命由總統提名，參議院通過。不論是總統或參議員，其實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很難沒有政黨意識形態的考慮。以今次為例，總統特朗普屬共和黨人，參議院亦由共和黨佔大多數，因此普遍認為他們的提名人選卡瓦諾也是在光譜上傾向共和黨陣營的。

保守派法官成主導，不必然是問題，那不少人背後潛藏一個假設：法官取態是可以預測的。固然，我們會期望法官按控辯雙方的理據來判案，不會早有立場或先入為主。但美國時有研究發現，從往績可以推測法官的判案取態，甚至準確率可以超過七成。所以，這是成為第三層原因，為甚麼美國社會認為法官的挑選很重要。

第四層原因在於，法官的任命重要，亦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的權力很大。上世紀50、60年代，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領導的最高法院作出多項重要裁決，包括禁止美國公立學校實施種族隔離。其後的最高法院亦曾裁定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對重大政策影響深遠。因此，美國社會普遍相信，若然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足以扭轉國家發展走向。

最高法院認受性打折

這四個因素加起來，令今次的大法官任命變得異常政治化，兩黨的鬥爭相當激烈。圍繞卡瓦諾其人有否曾經試圖性侵，美國社會亦出現大辯論。不但如此，四名已退休大法官中，騰出空缺的肯尼迪和今年98歲的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分別公開表態，一個呼籲參議院通過任命，一個批評卡瓦諾不勝任。史蒂文斯特別指出，卡瓦諾在聽證會上的表現欠佳，令他擔心這名後輩將來裁決不公。

捲入性醜聞的卡瓦諾在聽證會上面對女性指控，除了一如所料地否認之外，竟然批評醜聞是「左翼」和民主黨人的計謀，包括替前總統克林頓報仇（卡瓦諾執業時負責調查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性醜聞），阻撓他躋身最高法院。這種言論難免令人質疑，他若然自視為民主黨的受害人，將來仲裁之時能否保持中肯態度。

更何況，參議院最終在共和黨一面倒支持下通過任命，民主黨人中只得一人支持。不但卡瓦諾的贊成票只得50，是1881年以來與反對票數最接近的一次，而且贊成和反對票沿party line，明顯呈現兩黨對峙的局面，亦令社會上認為卡瓦諾等如共和黨，共和黨等如卡瓦諾，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必然打折扣。

任命鬥爭總在重覆上演

回看近幾十年的發展，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任命惹重大爭議。1987年的博克（Robert Bork）和1991年的托馬斯（Clarence Thomas），都曾掀起兩黨激烈鬥爭。美國人不想看見歷史一早重覆，近年已經愈來愈多聲音討論，如何從根本入手，包括建議大法官終身制改為有限任期，令他們的影響力不至於橫跨20年甚至30年。

今次最高法院成為保守派陣地，美國法律界亦開始出現討論，反思最高法院過往一段日子是否走錯了路，在社會政策上過份進取。在自由派當道的日子，這固然能推進政策改變，例如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等；但水亦覆舟，若然保守派佔大多數，必然會出現左翼不樂見的局面。

由此可見，美國社會實應重新討論最高法院的憲政角色，包括考慮是否可以「還政於民」：若涉社會重大政策，總統和國會議員應該有政治魄力，以法案或公投等民主方式處理，白紙黑字的立法，而非由九位大法官在詮釋時一錘定音。甚至可以討論，如何完善大法官的任命機制，令他們不只是由100名參議員全權負責。

若然美國迷信於建國以來的制度，無視三權運作至今出現的種種矛盾，當前的敵我鬥爭只會在下一次有空缺時再次上演，最高法院的認受性只會逐次耗損，非社會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