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831決定」四周年　堅持力爭普選以外　還有大事須談？

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香港政改報告，公布後被簡稱為「831」的決定。「831」是佔領運動的導火線，改變了香港政治命運，也改變了不少年輕人的命運。四年過後，目睹世界政治局勢風雨飄零，民選體制一再被民粹主義挑戰；繼續爭取全面落實「雙普選」之餘，香港似乎也需要更深刻的政制討論。

不妨先重溫細節。全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的「831」，就行政長官選舉方法作出三項主要決定：一、提名委員會人數為1200人，按原有四大界別選出；二、特首參選人須獲得半數委員提名；三、委員會只能選出兩至三名候選人。

在泛民眼中，831延續了非建制人士不能真正意義上競逐特首的「傳統」，政制沒有改進，反倒退步。過往泛民代表雖然沒有可能勝出選舉，但「入閘」成為候選人難度不大。一旦實行普選，若按原來提名機制，則泛民代表大有可能問鼎特首寶座。是故，人大常委會在提名階段根本排除泛民代表入閘的可能性，確保勝選者是中央政府可接受人選，免於引發另一場政制災難。但這安排是否合乎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原則，則備受爭議。其後，社會紛爭不斷，黃、藍撕裂令香港不但在政治、也在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上的空轉數載，遺禍至今。

如何在831框架既存事實下，合理推動完成《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立法會雙普選，是所有香港人的共同責任。但這數年來的世事紛擾，似乎也在提醒社會，普選很重要，但它不會解決香港大部分的結構問題。

環顧世界，近年的民主選舉，大半淪為笑話。顛倒一切「普世價值」的特朗普，成功在最強大的選舉制國家染指總統寶座；挾民意之重、聲稱要改變台灣的蔡英文淪為制度枷鎖的籠中鳥；為政有道、領民有方的默克爾一再被民粹主義思潮趕入窮巷，險失德國執政地位。除了極少數的國家外，大部分選舉都面對同一個問題：無人可選。

回到香港，我們在立法會的地區直選中，也是有真正意義的選舉。但候選的都都是什麼人？要不是唯唯諾諾的建制、就是庸碌無能的泛民，每次選舉換屆過後，議事廳內還是滿坐顢頇拖沓之輩。假若哪天我們真的「成功爭取」雙普選，屆時不過是在立法會外，再炮製多個無能的執政班子，那到底是福還是禍？

同樣，保持原來制度也是死路一條。不信任選舉制度的社會，選賢用能多是依賴實績判斷。管治的往績、Track Record的確遠較徒逞口舌之能可靠，但假若所有具備履歷的人，都是無能之輩，那該怎麼辦？這種可憐事確實舉世難聞，但偏偏就出現在香港。港府現時的執政班子，都是千挑萬選的官僚精英，但他們的表現是否能堪重任，又是民所盡知。

選舉路不通，履歷路不順，香港說到底就是欠缺一套培養政治人才、管治接班人的有效制度。雙普選的路要繼續走下去，而且要堅定不移地走，這是一國兩制所託付港人的試驗重任。但若然只盲目相信有選舉就天下太平，那是極其昩於事實的自我麻醉。公權力交到無能之輩手上，是對社會最大的傷害；若然人才凋零情況不變，選舉只會成為殘害社會的凶器。

831四周年，有泛民團體要求重啟政改、推翻831決定，但對於上述問題的核心，社會也該是時候部署來一場「大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