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觀歐洲　重塑對標準工時的理解

德國勞工局推出最新報告，發現希臘是工時最長的歐洲國家，每周工作達40.7小時，勞工生產效率卻比只有34.9小時的德國低，此調查結果突出了部分僱主在標準工時議題上對工時和生產效率關係的錯誤理解。原來，低工時也可以造就高工作效率，亦不必然造成失業，好處遠遠超過薪金成本上升。但香港各界在標準工時立法上討論停滯，政府的態度也顯得消極。其實在標準工時議題上，香港除了要追上亞洲各國的工時標準，首要的是讓大眾消除對低工時的誤解，標準工時方能成事。

德國勞工局推出最新報告，指出希臘是工時最長的歐洲國家，相比歐盟每周工作36.4小時，希臘平均每周工作時間長達40.7小時，而經濟發展較落後的保加利亞和波蘭則以40和39.4小時僅追其後；反觀德國，每周工時只達34.9小時。派駐海外工作平台InterNations早前亦公布了一項調查，希臘和香港的「工作生活平衡」排名分別排尾4和尾5。報告指出，希臘雖然工時最長，但因生產效率落後，令國家早前陷入經濟困境。相反，德國工時長，但生產效率比歐盟平均水平高出27%，僅次於盧森堡、愛爾蘭和丹麥。究竟這份報告對香港人認識工時與產值的關係，有甚麼啟示？

釐清工時和工作效率上的謬誤

低工時不必然降低產值，其實也不是新鮮事。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在2012年的調查亦指出，長工時的國家如日本及南韓，僱員每工作1小時產生的GDP平均只有40.1美元及28.9美元；相反，挪威和德國工時較短，卻分別帶來86.6美元和58.3美元，可見工時長不必然帶來高產值。

也有不少僱主認為，減低工時在帳面上會增加因增聘人手而造成的工資支出，所以一直反對減低工時。以南韓為例，縮短工時令企業每年將要支付額外12萬億韓圓（約948億港元）彌補勞動力不足。但在工資這種可量化的數字背後，僱員生產力的增加、病假減少、對企業的歸屬感提升等等，這些不能量化的得益卻被香港的僱主所忽略。另外，僱主對縮減工時令失業率上升的論述亦不合乎現實，德國學者Axel Borsch-Supa的分析發現，員工大量超時工作反會令失業率上升。

香港僱主亦偏向把超時工作怪罪於僱員工作態度。根據香港浸會大學和招聘網站 CTgoodjobs 的調查指，五成僱主認為員工在工作時間處理私務是加班原因，但有研究指一般人的專注時間最長只有五小時，短工時但精神較集中的工作安排，對勞資雙方也是好事。以德國為例，短工時有助精神集中，在工作時間也在緊守全面集中、不容分心的宗旨，令工作在準確計劃好的日程中完成，做成高效率的神話，騰出更多私人時間陪伴家人和享受私人時間。

香港現行制度的滯後

反觀香港，上年瑞銀指出香港工時全球最長，統計處亦指香港僱員每周工作時數為44.3小時，8.9%僱員工時更達每周56小時或以上。高工時帶來的問題，已超越「工作效率」的討論層面，它更為僱員造成生理、健康和社交上的影響。工聯會一項調查顯示，近三成人平均每周超時工作1至4小時，14%人每周超時工作更多於17小時，而當每周加班5小時或以上，就有近八成半人感到很大壓力。但現時的《僱傭條例》並無對加班費和工時上限作出具體規範和列明違法罰則，政府亦對「標準工時」反應消極。政府由2010年宣布開展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到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也只能建議合約工時和在今年5月訂立工時指引，八年來亦未有承諾日後就標準工時立法，以及為其設立時間表。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兼為維護身為全世界自由經濟體的「光環」，政府一直對干預商界成本有所顧忌，置勞方訴求於不理。

在「合約工時」議題上，政府曾建議規管僱主須與月薪不超過1.1萬元的僱員簽訂書面僱傭合約，訂明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條款，但有論者質疑只是杯水車薪，就如將長工時黑紙黑字列明，把不合理的工時規範化；而且，如此的方案只能惠及少數僱員，因此，方案最終被捨棄。在今年5月，標準工時委員會只推出了無法律約束力的「工時指引」，對僱員的工時沒有根本性的改善。加上指引只涵蓋11個長工時的行業，效果成疑。

政府應劃一標準工時 消除大眾對縮短工時的誤解

關於工時政策的討論，不少人一直對工時和生產力的關係存在錯誤想法，資方亦一向以行業性質差異、成本上升和人手不足等作反對理由，令推行標準工時困難重重。但僱員的健康和工餘生活的質量，卻在部分僱主不願意增僱人手和缺乏超時工資保障下被剝削而每況愈下。其實如此的營運模式反過來降低了僱員的士氣、健康和工作效率，雙方均得不償失。

有評論指歐洲企業文化和亞洲不同，所以不能相提並論。但環視亞洲各國，中國社科院建議每天工作9小時的四天工作制； 韓國在今年7月開始將最高標準工時由每周68小時降至52小時； 「工作生活平衡」度全球最差的日本也以補貼鼓勵企業實行最低休息時數。香港身為亞洲的國際大都會，政府和資方不應固步自封，原地踏步，令香港打工仔繼續成為一顆顆不斷損耗的齒輪。政府推動標準工時立法的同時，亦應消除大眾和勞資雙方對低工時的誤解，為理性討論製造正確的認知和良好的社會氛圍，重構香港幾百萬打工仔的「工作生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