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淘沙是關鍵？特金會為何選了新加坡而非香港
舉世矚目的「特金會」為什麼選擇在新加坡舉行？地圖上靠近赤道的這個小紅點的政治、經濟、地理、文化、歷史等等優勢，會議前後被傳媒一一檢閱。香港素來以新加坡為競爭對手，眼看星洲因為美朝峰會而成為世界焦點，難免要問：香港為何不能舉辦這類國際盛事？
綜合外媒分析，新加坡之所以能夠擊敗極具歷史意義的朝韓非軍事區、最接近朝鮮的中立國蒙古、金正恩曾留學的瑞士等可能選址，主要有幾大優勢。
其一，新加坡是少數美朝雙方都信賴的國家。美國與新加坡雖然不是條約盟友，但雙方一直保持緊密的國防、商貿及安全合作。新加坡相對獨立自主的外交策略，令其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選擇新加坡舉辦會議，等同昭示美方毋須以中國為中間人，也能與朝鮮有效對話。至於朝鮮，她不但早於1975年與新加坡建立邦交，更在新加坡設有大使館，朝鮮官員時不時到訪新加坡購物或求醫。聯合國加強制裁朝鮮之前，新加坡更是朝方第八主要貿易夥伴——雖然只佔朝方對外貿易額的0.2%，但新加坡對金正恩而言，無疑也是個安全可靠的地方。
其二，聖淘沙島嘉佩樂酒店（Capella Hotel）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與曾接待美國前總統老布殊及奧巴馬、舉辦過習馬會及每年舉辦「香格里拉對話」安全峰會的香格里拉酒店相比，嘉佩樂無疑欠缺舉辦國際會議的經驗。不過聖淘沙島與新加坡本島之間只有一條長710米的堤道公路（Sentosa Gateway）連接，相對隔絕的安全地理環境更能令金正恩安心。加上酒店屬於本地富豪郭氏兄弟旗下，沒有歐美背景，成為美朝雙方都能接受的理想會議地點。
其三，新加坡舉辦大型國際政治會議經驗豐富，更擅長監控異見者，使與會主要領袖免於尷尬。此外，新加坡是著名的「警察國家」，擁有一流的監控及情報機關，風險分析網站SafeAround把新加坡列為亞洲最安全、全球第六安全的國家。就算是和平示威，在新加坡也甚為罕見，全國只有位於商業中心區的芳林公園可供集會示威。當局更嚴格規定所有集會必須在十四日前申請，政府可以有效控制所有反對大型會議的示威聲音，使它們不容易進入與會領袖的耳朵。自由派眼中的政治打壓，反倒成為新加坡舉辦國際會議的優勢之一。
其四，新加坡外交手腕出色，主動爭取國際曝光率之餘，也具備足夠智慧遊走於中美兩大國間，在複雜的地緣格局下，自然成為朝美雙方的不二之選。新加坡一直奉行「小國大外交」的政策，近年積極拓展國際活動空間，逐漸贏得「亞洲瑞士」的美譽。新加坡尤其謹慎處理與中美兩個超級強國的關係，不斷擴闊加深與中美間的全方位合作關係。即使新加坡在中美之間不選邊站，卻能成為中美都信任的合作夥伴。中國一直是美朝關係的「幕後玩家」，會議選址須是中朝美三方都接受的地點。所以，雖然新加坡一直沒有明顯積極爭取成為會議舉辦國，卻又一直是理想選址。
國際媒體間還有一些難稱顯著的理由，如新加坡並非《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簽約國，金正恩毋須擔心因反人類罪行而被捕；又有指新加坡經濟富裕，能負擔高昂的會議費用；還有指新加坡與朝鮮距離不算太遠，直航時間少於十小時云云。但顯然，較諸上述的主因，這些小因素都顯得不太重要。
上述的不少「原因」，都與三年前媒體分析「習馬會」為何選址新加坡而非香港，大同小異。事實上，新加坡素來銳意提升國際政治影響力，舉辦大型國際政治會議早已駕輕就熟。歷史性會議一再選擇在新加坡舉辦，更充分說明她在發展成國際會議中心的高瞻視野與戰略定力。只是，與習馬會時不同，特金會前後已鮮聞傳媒問及——為何不選香港？
正如大文豪蕭伯納所言，「別人觀察既存事物然後問為什麼，我則幻想未存事物然後問為什麼不能這樣」，新加坡為什麼可以舉辦特金會固然值得詳盡分析，但幻想一下，為什麼香港不能也舉辦這樣的盛事，也饒有趣味。
當然，習馬會與特金會的本質不一樣，後者更難、也更不適合在香港舉辦——始終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與新加坡的主權國家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會議選址香港，金正恩或許可以接受，但很難想像特朗普會讓地緣政治色彩如此鮮明的大事在任何一個中國城市上演。
困難歸困難，不可能歸不可能，兩者不宜混淆。單就面積論，新加坡只是夾在東南亞眾多大國之中的蕞爾小邦，若然沒有堅定而高明的領袖意志，要舉辦這樣的歷史盛會，豈是容易的事？關鍵還是在於三個字——主體性。
對香港舉辦國際級會議潑冷水的人，主要還是認為香港並非一個主權國家。問題正在於，香港從來不是一個簡單而純粹的中國城市，而是富有試驗性質的特別行政區。「特區」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是要靠香港告訴世界，是否具備主體性充當國際政治中心，也端視香港自身的能力及視野。港府官員若能夠告別如鼠目光，能像新加坡的政治家一樣大膽幻想可能實現的國際地位，那諸如九二香港會談、2005年世貿會議等區域或國際盛事，難說不可以一再選擇在香港舉辦。當中至為重要的，是把握好「中國的香港」與「世界的香港」兩重身份。
所謂中國的香港，就是藉作為特區的優勢，在中國國際地位抬升的過程中，藉勢構建自己的國際影響力。有分析指，伴隨着歐美自由世界備受民粹思想衝擊，出爾反爾的政治作風或會令原有的國際秩序瓦解。中國的國際地位及維穩作用，也會隨之抬升。因此，未來或會有更多的國際會議在中國城市舉辦，香港作為中國最為與世界主流文化接軌的城市，也自然會成為熱門選址。
就算不談如此宏大論議，單就中國目前積極參與及拓展國際或區域政治合作及經濟貿易的發展模式而論，香港已經可以大有作為。不論是金磚國家、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世界互聯網大會、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都有可能在香港舉辦峰會，或設立相關辦事處、甚至總部，從而不斷推高香港的國際政經影響力。
不過，要令香港在眾多中國城市之中脫穎而出，突顯香港的國際性及主體性，至為重要。自回歸以來，殖民地時期的結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變本加厲。港府的施政無方，令北京不斷加強對香港的監管，更提出全面管治權等過往鮮有提及的政治概念。國際社會或因為不太明瞭香港實況，多憂慮一國兩制前景暗淡，香港或會淪為一座普通的中國城市，這將成為香港發展成國際政經中心的最大障礙。香港要恢復昔日國際大都會地位，先決條件還是先增強綜合治理能力，恢復國際社會及普羅市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
在此之上，香港才有更多的資格談論國際議題。先不與新加坡比較，同為中國城市的上海，近年來就曾舉辦諸如APEC領導人峰會及系列會議、亞洲發展銀行年會、非洲開發銀行集團理事會年會等的重要國際會議——當然也包括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上海在規劃歷程中，早就劍指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和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之一，並按規劃不斷加強軟硬實力，也正是這種規劃視野及政府相對硬朗高效的執行能力，令上海在不少領域上急追、甚至超越香港。
上海早已是北京以外最重要的國際會議選址，港滬都不是北京這樣的政治中心、首都，香港作為特區，至少也可能達到與上海同級或稍高一層的國際會議中心，也適合舉辦一些不宜在京滬舉行的會議。
只有具備發展所需的視野甚或野心，才能在規劃過程中，預留土地空間發展相關配套。無疑，雖然香港現時具備舉辦國際政治或商貿會議的條件與能力——2005年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已然充分驗證這一點。但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已鮮有這樣級別的會議在香港舉行。導致這十多年空白的原因，到底是香港國際地位、主體性或政府執政管治能力大不如前，還是硬件配套不足？我們充滿野心的近鄰上海與新加坡，是反思過程中很好的參照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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