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廣東話】普教中？EMI？母語教育？ 語文政策何去何從？
因為教育局五年前上載的一篇文章，最近引起廣東話是否香港母語的爭議。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在議事廳中「廷責」特首林鄭月娥，更將事件推至高潮。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手法與態度無疑可以改善；另一方面，矢言要守護廣東話的一方，大部分人都是抱着一顆單純愛護香港的心，但似乎內中也有少部分人，是旨在拿事件製造話題。更須留意的，是事件背後隱藏的「反殖」心理。當然，政治以外，我們還須注意的，是各種語文在香港傳播與使用的問題，探討怎樣的語文教育才是最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
這場爭議之所以愈燒愈大，關鍵始終是教育局在挑選參考文章時，未盡把關責任；也就是說，這篇文章的部分觀點，的確是有問題的。漢語是一個大組概念，它內中既包含了標準語普通話，也包含了各種變體、分支。說香港人的母語是漢語，是個不會錯的表述，但這種說法難稱得上是精準的描述。這情況就像我們說香港人是母語是漢藏語，又或人類語言，在描述效果上是沒有大分別的；別人聽了，也不可能確定你的母語是什麼。事實上，與大陸民眾不同的是，香港還有相當部分的人，普通話水平遠遠還未到「母語」水平，而普通話又是漢語的標準語、主要母言，要強行說港人的母語是漢語、甚或是其標準語，嚴格而言是有點自欺欺人。那麼說港人的母語是漢語中的粵語又如何？這種說法極為累贅，不斷前置不必要的定語也是多餘補充，難得我們為求精準，要說香港人的母語是人類語言中漢藏語系的漢語中的粵語？不必要，不必要，簡單一句「香港人的母語是粵語」就夠了——有少數例外的，就由他們自行解說吧。
不論是官員還是學者，最好還是尊重香港既存的語文使用習慣：普遍使用屬於漢語的粵語，書寫時依循漢語標準語習慣，發音則仍使用粵語。這種習慣並非一時之間的無根據發展，因此，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是最合符語文運用實況的描述。這種說法既不違反香港人的母語是漢語的高一層次事實，又能精準說明與國內語文使用實況的分別，更豐富了漢族人的母語是漢語的表述，可謂一舉多得。語言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中國人的歷史，或中華民族的演進，是多民族多地域逐步整合而成的，它還是在發展中，「一國兩制」就是對有了七十年經驗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一種獨特嘗試。既然社會制度都可以作出有意義的嘗試，語言的發展，在不違反其基本文明規律的前提下，用不同眼光來審視或迎合某個時期的現實狀況，既是可行的，也是值得鼓勵的。不應該搬出「語種」這麼大的「教條」來制約它的多元發展。
可惜的是，不論是林鄭月娥，還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回答質詢時，不但未能把事情的本質解說清楚，手法與態度也是大有改善空間。的確，問林鄭月娥的母語是否廣東話是相當無聊的問題——她的母語怎可能不是粵語？但問題無聊，不等於就可以不答。港獨同樣是無聊問題，林鄭可以用同樣的理由，拒絕回答嗎？關鍵是，現時香港社會的確因為母語問題，情緒被牽動了；大眾會拿一份五年前上載的語文政策研究文章，質疑教育局，更是反映了部分市民對局方的猜疑及不信任。常說民無信不立，市民對政府的信任是建立在充分而有效的溝通之上，若然大眾因為無聊問題而不安，為官的人可以一句「我不答無聊問題」就推搪帶過，不深究其中成因，叫市民如何信任並與官員同行？
同樣，楊潤雄的說法，也是難以令大眾釋疑。的確，教育局是有權上載不同的論文予教師參考，但誰會相信背後沒有政策考慮，論文沒有經過官員的細心挑選？從該文章的結論看來，其本意還是在強調兩文三語政策對香港非常重要，以及普教中的長期合理性。但其立論過程中論及粵語作為一種方言，是不可說成香港漢族人的母語，卻是「犯眾憎」的說法。這種立論在學術界的討論中，或可看成是一家之言，但在香港社會中，卻是極度不友善的說法。而且，這種強行要香港人認自己的母語是漢語，而不是粵語的說法，跟強迫香港人在「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身份之間二選一的做法，是同樣無聊。我們常笑說，有個北京人走來問你是哪裏人，你答「中國人」，對方只能苦笑；同樣，一個北京人問你母語是什麼，你答「漢語」，人家大概也只能苦笑。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根本不會影響粵語作為漢語一支的事實，實在犯不着為合理化普教中，而指鹿為馬或白馬非馬式地說香港人的母語不是粵語。這種只適合存在於象牙塔的論說，教育局「精選」給中文、普通話老師參考，除了自埋地雷待時機引爆，引起社會不必要的猜疑，還能有什麼其他效果？錯勿憚改，楊潤雄應爽脆道歉，先撤文章，再節錄及重新上載對普通話教育政策探討有正面作用的部分。教育局必須明白，推廣普通話教育是必須，但推普過程中，絕對沒有必要，以任何方式貶損我們的母語廣東話。
這次事件鬧得沸騰，主因當然是官員處事不當，但一隻手掌是拍不響的；站在政府對面的，又是什麼人？相信沒有人會否定，這次網絡上發起撐廣東話，絕大部分是抱着愛護香港、守護粵語的純粹情感的普羅市民。事實上，政府近年來在教育政策上，錯誤頻生，市民很難不認真檢示教育局的每份文件——不論是政策，還是參考文件。到發現不妥時，有強烈的群眾反應，不應簡單地歸咎於是「上綱上線」就了事。市民對自己的城市有如此強烈的歸屬感，也願意為守護這座城市而付出這麼多的心思心血，這是為政者應該珍惜及好好運用。若然見到市民有所誤解，更必須盡力排疑解惑，而不是逃避問題。
必須謹慎的，是須提防有少部分人，會以類似的事件製造文章，挑起紛爭。香港在梁振英管治的五年間，過於習慣事事提防。有少部分人當年已利用了這種群眾心理，不斷製造社會對立，導致支持與反對建制的群眾，出現嚴重撕裂。今日香港社會漸歸平靜，林鄭月娥雖然還是相對欠缺執政能力，卻不是好勇鬥狠之人。在這形勢下，不論是獨派，還是自決派，都必然會費盡心思，尋找各類可以「發大來搞」的議題，包括可以輕易觸動人心的各類教育議題。香港現時急須解決的是民生困窘、經濟轉型問題，若然社會再被牽扯進入這類意識形態爭議，再作空轉內耗，是極其不智的抉擇。要避免就須慎加提防；政府也要明白，不應該再為對手提供可以挑起事端的資源。
表層爭議以外，我們還須注意這次粵語爭議背後的反殖情緒。宋欣橋的文章，談論的主體是普通話教育，但談及的系統問題，卻是語文教育政策，也就是「兩文三語」的問題。眾所周知，兩文三語是回歸初年就定下的基本語文教育方針。廣東話是香港人最有效的溝通語言，也是最有效的教育語言，這一點毋庸置疑。因此，在至為理想的教育政策，或語言政策當中，廣東話都應該處於絕對核心的地位——不論任何人，只要來到香港生活、工作或求學，都必須學習並說好廣東話。兩文三語政策的關鍵，是在確立廣東話的絕對優勢地位之外，我們還要充分掌握普通話及英語。
問題就在這裏——何以這次的討論中，英語好像缺位了？縱使宋欣橋的文章中，直白地指出香港人視用英語教英文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對於用漢語標準語普通話教授規範中國語文，卻反彈甚大。只是我們在這次事件中，有意無意地選擇了逃避討論這些問題。事實上，這次的爭議，表面上是廣東話與普通話之爭，但其實我們心底都明白，要真正撼動廣東話在香港的社會地位是不大可能的，普通話真正在香港挑戰的，其實是英語。
英語與普通話之間，有着明顯的政治共通性，就是作為主權國家的通用語言——若然這樣說是政治不正確，那我們可以說兩者是主宰香港政治經濟命運的群體所使用的語言：回歸前是說英語的英國人，回歸後是說普通話的中共黨員。過往廣東話被英語欺壓，引起反彈，回歸後，有部分人誤將同屬漢語的普通話也當作純粹的外來宗主國語言，以近乎同樣的態度「抗擊」。在這種邏輯下，無論是反英，還是反普，本質上有其相通的地方。過往香港人也會反英語，中文作為法定語文運動更是其中至為關鍵的一役——當然，這場運動的根本本質是反殖，也是至為合理的訴求，是與今日情緒式的反普通話運動，不可混為一談。但回歸後，保護英語地位反而更能突顯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分別。在這情勢下，使用英語反而成為了香港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縱使我們大部分人的英語水平的確不怎麼樣），質疑英語優勢，反倒成為了對香港「不忠」。所以，社會現時都不反英而改為反普通話，但背後還是同一種的反殖情緒。
簡單來說，回歸之前，英語是香港精英社群所使用的語言，不論是政治影響力，還是經濟作用，都是凌駕於香港人的母語廣東話。回歸後，使用英語的優越感雖然未見消退，但普通話在香港的政經精英圈中，地位確實在慢慢抬升。主要官員宣誓使用的是普通話——雖然多數政治任命官員及高級公務員的普通話還是「有限公司」，但明顯已較回歸初期改善。經濟上，隨着中資公司在香港的力量壯大，以及國內經濟實力抬升，普通話在經貿上的力量也是今非昔比。這一切看在香港的「舊貴族」、「英國紳士」眼裏，大概都屬不是味兒的轉變。現時有本土派的人在充當他們的爛頭卒，抵抗普通話在香港的發展，他們也是樂於以撐粵語為名，伸出「援手」。但這群精英的眼中，廣東話能有什麼地位？
說及這點，不是要仇英、仇富或重提反殖舊事，而是要指出，我們在守護廣東話的戰役上，在殖民地時期已慘敗過一役，今日不應再輸。以往來到香港的殖民者，又或一般外籍來港人士，都可以堅拒學習廣東話。我們除了屈服，對着口講殖民地語言的人，更心生一種莫名的自卑感。回歸以後，在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下，就應該自豪一點對所有來港者，不論是說普通話的，還是說英語的，都說句：「請學好廣東話」。要做到這一點，不能單靠盲目反對普通話教育，更不是繼續抱着盲目崇英心理可以做到。要檢討的，不單是普教中政策，更有英語在教育體系中仍然不可撼動的地位。
但這也不是說是自尊自大，在要求所有人都學好廣東話、以廣東話作為中學甚至大學主要教育語言的同時，我們也須完全掌握普通話及英語，因為只有這樣，才是最為符合香港長遠利益：只有熟操這兩種語言，才能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以港口業為例，我們在船舶管理服務領域之所以仍能與上海、深圳、新加坡等航運中心競爭，主因就在於我們既有與新加坡不相伯仲而高於滬、深的英語能力，又有着新加坡沒有的「中國特區」優勢，令香港在實體貨櫃交易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仍有足夠的能力在亞太區承擔港口服務管理中心的重責。同樣，普通話既是漢族共同語，也是漢語的主要母言，港人要充份發揮「一國」優勢，就必須深刻掌握普通話，這是符合時代需要的必然之舉。簡言之，不論是仇視英語，還是仇視普通話，都是不設實際、不符社會利益的。如果我們的英語及普通話能力稍有下降，我們目前擁有的經濟優勢就可能隨時消逝。
經濟以外，當然還有文化的考慮。保護多元文化，突顯香港中西交融、古今兼容的特色，是我們發展信念中的其中一項核心價值。據調查，香港現時流通的語言多達27種，除了外來語如東南亞少數民族語言、國內不同地區方言，還是原居民使用的客家話、圍頭話等。這種多語言混雜的社會環境，本是極為有利於學習不同語言、了解不同文化、擴大見識視野。但失敗的語文政策，不但無法善用這些優勢，反而令不少新一代的學生，甚至連中、英文也未能有效運用。
社會是時候展開檢討，看看怎樣的語文政策，才能令廣東話真正名副其實地成為我們最尊重、最愛護的語言，才能令普通話及英語成為我們對外競爭的利器，才能令既存於香港的多種語文可以協助我們擴張視野。宋欣橋在文章中提及，香港要發展有香港特色的中國語文教育政策；事實上，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發展有香港特色的多元語文教育政策。這不是無聊問題，政府官員須認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