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槍擊案．觀察】「無槍世界」的「美國夢」

上周六（3月24日），美國多個城市舉行「為我們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以向政府施壓，爭取收緊槍械管制。其中已故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孫女約蘭達（Yolanda Renee King）亦有登台講話，指自己的夢是一個「無槍的世界」。除了為槍管發聲，不少參加者都呼籲民眾，在年底舉行的中期選舉，以選票踢走拒絕槍管的議員。不過有關槍管的爭議不單單是「哪種槍械應受監管」或「誰可購買槍械」這類技術性問題，更深層的問題應置於《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對自由的闡釋，才能理解美國國內為何對槍管有如此壁壘分明的立場。

擁槍等於擁護自由？　一切從第二修正案說起

2017年，美國因槍擊死亡的人數達15,000多人，而國內平均每100個人就有88枝槍。每當有槍擊案發生並造成人命傷亡，美國國內總會有聲音要求加強槍械管制，但其進程可為寸步難行。現實就像一個大輪迴，槍擊案後民眾情緒高漲，事過境遷人們對事件慢慢淡忘，或被其他政治議程擠到一角，到下次槍擊案又再有聲音要求加強槍管，往復循環。雖然是次遊行是自越戰後美國最大型的學生社運，單單在首都華盛頓已有逾70萬人參與，其影響力不容忽視。但輿論的另一邊其實還有平均逾四成民眾，支持擁有槍械是「合法權益」，就像本港原居民誓死捍衛丁權。 

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有關槍管的調查，自1995年起，至少有三成民眾支持保護槍械權利，其中該支持率更在2014及2016年達至52%。從此看來，美國人對於槍械權利的重視好比「人權」的一部分，以致在槍管問題上裹足難前。

事實上，說擁槍如人權亦不足為過。在美國有關反對槍管的公共論述中，第二修正案是廣為引用的法理基礎。第二修正案是由美國國會於1791年核准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其中一條，通常被稱之為武裝權（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其修正案的解釋，引發了有關槍管立法、購買、擁有和攜帶槍支權利的長期爭論。

「紀律良好的民兵隊伍，對於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實屬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予以侵犯。」

在修正案的遣詞用字中，「民兵」（Militia）是備受爭議的一環。從憲法原意來看，民兵隊伍是指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於英國後，在獨立戰爭（1775年—1783年）時期，保護其社區、城鎮、殖民地和國家的「軍事組織」。當時不少美國人認為政府會調用士兵壓迫人民，並認為聯邦政府僅在面對外敵時，才能遣用士兵。如果為了其他目的，則應調用兼職民兵或配備武器的平民。

換言之，當代部分美國人反對槍管，箇中原因不只是管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爭議，更是世襲自獨立戰爭有關美國國土獨立、自由的價值。隨着獨立戰爭的開打，擁有武器的民兵與英軍作戰八年，並成功帶領美國贏得戰爭，脫離英國管治。故此，第二修正案的內在精神，是為了限制專制政府，並賦予公民擁有反抗武器的權利。以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言辭來說，「自由的人應該武裝起來，而且還須規訓，具有統一而完備的計劃；他們的安全與利益建基於助其獨立於他人的製造商，供應軍火等重要資源。」因此，反對槍管的人不會簡單地視槍管為避免人命傷亡的手段，而是挑戰和撼動美國立國的根基（當然也有商業考量）。

憲法應該一成不變　還是應該與時並進？

然而，有關槍管的複雜性不只是技術性問題，而是美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及其「自由」和「獨立」的象徵意義。須知道，修正案的自由概念是構建於沒有政府和其他社會成員的干涉。

2008年，有人就第二修正案裏「民兵」一詞的闡釋提出訴訟，試圖重新確立民兵在當代的意思。在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的案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指標性判決。在保守派法官Antonin Scalia支持下，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比數通過，不論該「人」屬於民兵與否，第二修正案都有保障「個人」擁有槍枝的權利，並且可基於合法目的使用武器，如自我防衛。

不過在法理外，有關槍管的兩個道德爭議仍須仔細思考，才可探索出第二修正案是否仍適用於現今社會。首先是綜觀由立憲到現在，二百多年來的社會改變。在獨立戰爭時期，美國並未發展出一套完善的警政制度，情況猶如昔日的西部電影，牛仔大多須依靠個人武力執行社會公義和自我防衛，故在內憂外患（英國）下，民眾須執起兵器保家衛國。不過，隨着美國進入文明社會，現代政府的功能亦陸續完善，加上不論在國家層面或是個人層面，其安全威脅已今非昔比。故此，如果當代的執法部門已經有足夠資源和意志執行法規，個人配備武器的權利又是否可以多加約制呢？

再者，誠如上述提及，第二修正案的內在精神是為了限制專制政府，並為民眾提供推翻暴政的手段。時移世易，今天社會對於「革命」作為手段的道德要求愈來愈高。自梭羅（Henry Thoreau）提出《論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後，公民抗命已成為文明社會對抗暴政的最後合義手段，其論述在道德上的說服力和感染力都比武裝革命為高。公民抗命強調非暴力的行為應服膺於法治範圍（前設是參與者接受被逮捕及懲罰），從而令民眾對於不正義法律或權力，能以和平、公開、理性和願意承擔違法後果來體現，同時亦比武裝革命「以暴易暴」的破壞性為低，更能凝眾社會共識和支持。如果武裝革命的思潮已成歷史（至少在已發展國家），第二修正案的內在精神還有其合理性繼續存在嗎？

已故美國海軍Jeff Cooper曾在《步槍的藝術》（The Art of the Rifle）一書道出，「步槍本身沒有道德的地位，因為它沒有自己的意志。 當然，它可能被邪惡的人用於邪惡的目的」，說明「人」才是槍擊案的元兇。但美國接二連三的槍擊案證明，原地踏步並非解決之道，而有關槍管的爭議亦非單純社會問題，當中更交織着歷史和憲法問題。從第二修正案的內在精神可見，「為我們生命遊行」並非單單彰顯支持和反對槍管者的二元對立，內裏更涉及建國理念、政府角色和民眾權利等一系列抽象議題。但更重要的思考問題是，憲法應跟隨社會實際情況而修訂，還是應保有其風貌以維護威權性？這難題不僅是白宮需要面對，而是所有為民眾福祉設想的政權皆須處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