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編修《香港地方志》？　不如先立檔案法

由學者牽頭的《香港地方志》編修計劃，已經開展了11年，該套叢書預計編成共十卷，可是至今尚未有一冊付梓。學者歸咎於政府對此事愛理不理，但平情而論，編修地方志所費不菲，動輒上億，政府欲審慎行事，也是可以理解。不過話說回來，若然政府有意保存香港之歷史而又不欲斥鉅資，其實有更直接的方法——訂立檔案法。

地方志反映官方意識形態　歷朝政府均重視

編修「地方志」是中國的傳統，一部完整的地方志能涵蓋一地的歷史、政治、經濟、地理、風俗等，是了解某地方的最便捷途徑。此外，自明清時期起，地方志便是地方官的重要工作，因此，對習史者來說，地方志的最大價值不僅僅在於記錄歷史「事實」，而在於它所體現的官方價值觀。時至今日，中國內地的地方志編修工作也是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國務院更為之頒布了《地方志工作條例》，列明地方志的編纂是由當地政府負責，其他組織和個人不得編纂。

2007年，嶺南大學帶頭成立「香港地方志籌備委員會」（當中包括專治香港史的劉智鵬教授與丁新豹博士），計劃籌集2.5億元，用五年時間編修一套共十卷的《香港地方志》，內容涵蓋遠古至1997年6月30日的香港，以期助市民了解香港與中國的歷史文化聯繫；當時就連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也表示，「沒有什麼事比編修香港志更重要的了，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恍如一時之盛事。結果，11年過去，除了曾蔭權的口頭支持外，政府一直對此計劃不聞不問，在學界以外，大概亦無多少港人知曉。然而，編修《香港地方志》實為一項政治正確的工作，何以香港政府並不上心？

2.5億元並非小數目，若政府撥鉅款資助一個反映官方價值觀的修史計劃，定必引起公眾關注，甚至反對，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做不錯」的為官原則，政府當然不會「沒事找事幹」。但話說回來，先不論意識形態的問題，其實地方志在今時今日是否仍然有用？若我們想知道香港某段時期或某個範疇的歷史，大可以翻閱相關的專門研究著作，或者查看《香港年報》。因此，《香港地方志》在學術上的最大功用，不在於讓人深入了解史事，而是助讀者掌握某些事情的梗概。如此一來，政府應否花費2.5億（十年已過，估計成本亦已攀升）編修一部工具書？這點不無令人疑惑。

保護珍貴史料　須訂立檔案法

不過，香港地方志籌委之一、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劉蜀永教授的一番話，倒提醒了政府在撥款以外，另有更重要的事情須做。劉教授指，地方志的史料來源包括考古發掘、歷史檔案和口述資訊；然而，香港至今仍未成立檔案法，歷史檔案隨時消失，這才是最值得關注的事。

去年有報道指，政府在過去三年銷毁了逾20萬直線米的政府檔案，文件高度相當於約500座國際金融中心二期，當中固然有史料價值較低的日常行政文件，但政府官員會否「意外」銷毀了某些重要檔案？我們如何確保各部門遵守由檔案處制訂、但沒法律效力的行政指引？由於香港沒有檔案法，大眾對於政府處理檔案的手法，根本無從過問，遑論藉檔案查看官員的歷史功過。

若然政府冷待《香港地方志》是因為不欲引起政治風波，兼為節省支出；那麼遲遲不成立檔案法，又是出於何故？當中要思考的是行政原因，抑或政治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