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麗工潮．觀點】在政府外判清潔工面前 官員能展現承擔麼？
海麗邨外判清潔工人討回遣散費及獲加薪，十天罷工在上周五（1月5日）結束。復工不等於一切如常，因為還有萬千清潔工被外判制度剝削。只有徹底檢討外判制度，條款必須照顧員工福祉，不能只看價低者得，工人的待遇才可改善。政府是公共服務的買家，又是城市的管理者，切勿任意把服務大眾、照顧民生的責任外判出去，撒手不管。
誰得到外判好處？ 是僱主承辦商而、非僱員
公營部門改革風氣在 1980、1990 年代吹到香港，政府推動外判制，房屋署「不甘後人」，在2001 年進一步外判公屋管理服務，預計外判工作計劃在隨後十年節省48 億元。在 2014 年底，房屋署的外判員工多達 31,125 人，冠絕所有部門。
外判制度美其名增加效率，削減公營部門人手，節省公帑。效率促進組 2012 年的調查指出，外判制度為政府部門省回平均 29% 的開支。的確，有些如基建、器材維修等，由外判公司負責，或許能夠較快速應對工作量的變化，引入外界資源彌補部門不足。
然而，勞工在外判制度之下，權益有沒有增加。不少私人承辦商為投得服務，更肆意壓榨勞工，政府卻助紂為虐。海麗邨工人罷工，揭示了外判制度的陋習。
價低者得、關聯公司、懲處失效 盡見外判制遺禍
首先，政府外判服務合約偏重「價低者得」原則，承辦商要成功競投合約，就要壓低工人福利。即使價格非在投標評分制度下的唯一標準，但比重普遍佔逾 6 成，佔「技術」範疇下的薪酬，比例只佔一成左右。2012 年效率促進組的報告顯示，至少 8 成的合約是批給入標價最低的合資格投標者。反過來看，即使有承辦商做良心僱主，多發工資，也不代表增加中標機會。
第二，員工開支佔營運成本不少，承辦商千方百計削減福利。這也許解釋了為何有人身兼幾家同類承辦商董事，或者有親屬關係。這既有助在不同屋邨輪流投標成功，保持業務，但因為承辦商可以完結個別屋邨業務，中斷員工合約，省回大筆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等福利。舉例說，根據勞工法例，公司若要辭退年資屆 5 年的員工，即需向其支付長期服務金；這些公司約定在合約屆滿後互調承辦屋邨，解僱員工，同時省回長期服務金。海麗邨的工商和民順兩家公司，輪流取得合約，兩者董事關係也盤根錯節，實有「左手交右手」，甚至合謀定價之嫌。當記者和政黨輕易查出公司關聯甚深，房屋署怎可能不知道？
第三，政府部門對承辦商的懲處機制失效。政府早於 2006 年推出懲處承辦商的制度，最嚴重者會在 5 年內拒絕考慮投標建議。但有清潔工工會幹事反駁，十多年來甚少有承辦商被扣分，而承辦商也有各種方法規避，例如在海麗事件中，工人簽署「自願離職信」，僱主就不用支付遣散費，遑論遭懲處。
立法會早已警示危機 政府視若無睹
罷工結束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回應，政府會成立工作小組檢視外判制度，不會姑息違規者，檢討會否更嚴格地執行扣分制等，確保僱員的權益不會受損。其實，立法會在去年 2 月通過議員議案，促請政府全面檢討服務外判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該議案是經過泛民和建制派的修訂，是跨黨派共識，政府大可參考議案內容，若果一一落實，將能顯著改善外判工人保障，甚至避免海麗工潮發生，包括：
停止以價低者得的方式進行招標，要以質素為本，包括清楚訂明各項對外判服務承辦商的相關要求；若投標者提出較法定最低工資為高，或按有關行業的工資中位數訂定，將獲得更高的評分；加強監察外判服務承辦商的表現；審視並改善標準僱傭合約，以杜絕外判服務承辦商剝削僱員權益，例如逃避支付遣散費；縮窄服務外判的範疇和規模，並改以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僱員擔任有長期服務需求的工作崗位。
此外，我們也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政府外判制度，當地政府只會批出合約給「清潔標誌認證計劃」之下的承辦商，以提高服務水平，並鼓勵私人市場仿效。此外，若果承辦商服務優良，政府會優先予之續約。
價低者得非唯一標準 合約需兼顧社會環境價值
有人會認為，如果投標不以價低者得主導，難以有客觀指標衡量標書質素，也違反成本效益的目標。我們可以參考英國的《公共服務（社會價值）法案》（Public Services (Social Value) Act），法案要求政府部門做採購時，不能只以價格衡量，必須要兼顧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並有清晰的評估方法。例子包括能否促進公平就業和平等權利，增加社區就業，與社區團體建立更強大的聯繫。
當然，有研究指出落實法案的原意有困難，例如不同持份者對法案的理解有異，對衡量方法和結果有爭議，等等。即使如此，我們不能為了行政方便，就漠視工人和社區的福祉，縱容承辦商剝削。香港政府應該參考各國責任採購的範例，帶頭改善外判制度。
外判豈止於基層工人 整個香港也外判出去
海麗邨外判了清潔服務，香港何嘗不是個外判城市。醫院外判清潔工，但曾有承辦商失去合約，清潔工幾經辛苦才追討遣散費；企業外判資訊科技部門，員工自嘲「IT 狗」，薪水低卻要應付百般要求；家人外判照顧親人的責任給外傭和院舍，但外傭和院舍照顧衍生不少爭拗。我們或許因着外判制，省下一些時間和金錢，但香港因此而更幸福嗎？沒有。政府是公共服務的買家，又是城市的管理者，絕不能以服務外判為由，連責任也外判出去。在政府外判清潔工面前，官員可以展現多一點承擔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