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察】美國撤回網絡中立法　跟港人有何關係？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近日通過撤回由奧巴馬政府在2015年所制定的「網絡中立法規」，令「網絡中立」一詞成為了美國網民的熱話。儘管目前香港一眾網絡供應商亦有遵守行業的基本規範，沒有為特定的網站設立「快慢線」之分。可是，在互聯網服務日新月異之時，到底我們是否需要預早制定網絡中立法，以保障一眾網民的權益呢？

目前除了幾間科網巨擘如Netflix、Google及Facebook等，打着網絡自由的旗幟公開支持網絡中立外，另有不少美國「貼地」網民亦擔心撤回法規後，不能像以往無限速地瀏覽「自娛」網站，甚至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才能觀看。不過，亦有人支持廢除法規的人認為，逐項計量收費能解決因網絡中立而拖慢網速的問題，同時亦體現用家自付原則，更有效配置、運用整體資源。到底哪一種論述才能真正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反對者：撤回中立法　有助善用頻寬

網絡中立性是原則規範，要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ISP）在傳送網絡訊息時，應平等分配所有流量，不得差別待遇。即是ISP不能以用戶、內容、應用程式、裝置等區間不同市場，從而設計不同收費計劃。

目前，各地對網絡中立法的看法兩極。反對一方，包括主張推翻法規的FCC主席帕伊（Ajit Pai）認為，一些依賴高速網絡提供服務的公司（如遙遠健康監察服務），會在拆牆鬆綁後受惠，同時亦使消費者可受惠於優先網絡服務；另外，ISP企業如Cisco、IBM和Intel等，早前亦去信FCC申明反對立場。他們認為，不少視頻網站長時間「免費」佔用由ISP花費幾十億美元鋪置的網絡，長久下去只會令ISP減少光纖基建投資，對互聯網發展百害而無一利。

贊成者：禁止供應商按量收費　頻寬應人人均等

支持的人卻認為該法規能保障消費者，使大型內容供應商和ISP不能壟斷市場，並且防止供應商逐項計量收費。在網絡中立法被廢除前，美國網絡供應商不能對佔用流量最大的串流網站（如Netflix和YouTube）收取附加費用，以補償其整體頻寬的佔用量。但在網絡中立法失效後，美國網絡供應商有權按照不同內容或形式，「度身定造」不同費用，以榨取消費者盈餘（Consumer Surplus，指用家願意支付的價錢減去實際所支付的），達致利潤極大化。

葡萄牙現時沒有網絡中立法規管。其中一個電訊供應商MEO的月費計劃，除了基本數據月費外，還提供了額外的五項「增值」服務：分別是訊息、社交平台、串流影片、串流音樂及電郵和雲端，而每項增值服務須額外收取4.99歐元（折合約港幣46元）。換言之，如果你需要在手機上使用全部五項服務，請在基本月費外額外多付24.95歐元（折合約港幣230元）。

撤銷中立　網絡供應商或打壓對手　轉嫁成本予消費者

更甚的是，由於ISP在廢法後能控制網速和流量優先次序，增加了內容供應商和ISP結盟的誘因，以爭取網絡優先使用權及打壓其競爭對手的生存空間，最終更可能將結盟的成本轉嫁予消費者。舉個例子，如果Netflix能夠與ISP結盟，將其串流視頻的流量置於優先使用通道上，用戶則有機會因網速過慢或「低清起格」而棄用其他串流網站（如HBO、Hulu等），從而轉投Netflix的懷抱（事實上，Netflix和美國最大的ISP Comcast 於2014年曾達成協議，以付款方式改善視頻傳輸的速度及品質）。

然而，這種結盟不但會窒礙視頻網站間的公平競爭，令初創科企無法與大型公司在公平環境下一較長短，同時也壓榨了用戶在不同網站的選擇權。故此，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推翻法案後不但會誘使各個ISP對使用者制定「差別收費」，同時亦可能使大型科網企業用「銀彈攻勢」與ISP結盟，以佔據頻譜上最有利的位置，但最後卻有機會要消費者埋單。

香港監管法規鬆　必須早日討論　防止反競爭行為出現

雖然香港在互聯網的基建設備先進，甚少發生網絡擠塞的問題。不管是香港或世界其他地區，電訊及寬頻供應商從產業結構來說絕大部分都屬於寡頭壟斷市場，即少數服務供應商控制了整個市場的結構，使它們在設計服務收費上擁有強大的議價能力（相信不少市民亦對於不斷上漲的「行政費」亦感到無奈）。

回顧美國在制定網絡中立法的原意，是強調互聯網對於資訊流通的重要性好比其他公共事業，因此政府有責任確保網絡開放和自由，讓消費者公平地取得網絡資訊，同時不應被私人企業所干擾或操控。雖然目前香港的電訊服務收費沒有像葡萄牙MEO一樣實施差別收費，但現時市面上WhatsApp數據組合套餐或限速數據傳輸等行為，某程度上可算是已經違背了網絡中立的原則。

目前通訊事務管理局的監管法規上，主要集中於調查反競爭行為及其他涉及誤導或欺騙行為，但對於電訊營辦商和科網企業的營運模式仍然着墨不足。在目前的政府監管法規中，流動電話服務的收費純屬私人的商業決定，營辦商可以因應市場情況及商業策略，自由決定服務收費項目及水平，毋須於預先取得電訊管理局的批准。

再者，雖然《競爭條例》中的行為守則已明確禁止企業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環境，但未來能否真正應用於近年才興起的互聯網商業模式仍是未知之數；同樣地，條例中關於合併與收購的法規中，其主要的涵蓋範圍僅是電訊商之間的橫向合併，如調查合併後會否導致某具實力的競爭對手消失、增加進入市場的障礙、市場中的改變及創新的性質及程度等等，但互聯網商業合作模式（如上述提及的Netflix和Comcast）會否導致反競爭，則未曾考慮。

從美國和葡萄牙的例子看來，其實網絡中立對每位互聯網使用者皆有深遠的影響。雖然世界各地有關使用互聯網的法規依然處於追趕階段，僅有少數國家（如秘魯和荷蘭）已經就網絡中立立法，以保障消費者的網絡公平使用權。與此同時，在互聯網的商業模式日漸成熟時，香港對於網絡中立法的討論仍處在萌芽階段。在互聯網與抽水馬桶同樣重要的年代，社會各界須把握時間，對網絡中立的概念和權利進行討論和研究，探討立法的利弊和可能性，才能確保法規與時並進，並適用於當前的商業世界。這才能確保大眾在使用互聯網上得到公平的對待，真正保護到消費者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