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想向上爬？

房屋署署長羅淑佩在石蔭邨長大，不少人都知道。她去年在房委會50周年紀念特刊中分享，「三歲左右搬到石蔭邨，童年所有回憶都從石蔭邨而來。我一直住到石蔭邨拆卸重建，父母則搬到山上的安蔭邨住了十多年」。

近日，她在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恒傳感言》節目上再次提到，「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可以在置業階梯爬上去的時候，就把單位交出來給下一個家庭⋯⋯並不是說一出生住到老，住到百年歸老都是那間屋。」

羅署長是有能力的人。她大學畢業後，1989年就加入政府的勞工主任職系，1990年成為政務主任。那個時候的二級助理勞工事務主任月薪大約是1萬元，政務主任是1.7萬左右。以當時的環境來說，大概是最高收入的一兩成人。在1996年樓市失控飆升之前，買樓不算很困難。

沒有第四代風光的九十後

事實上，1991年香港最高收入的四分一人月入大約8000元以上，但25至34歲工作人口中接近三分一人已經達到這個收入，也就是說當年的年輕人較能賺取高收入。

但到了2021年，最高收入的四分一人大約月入3萬元以上，25至34歲工作人口中不到四分一人有這個收入，取而代之的是35至44歲、45至55歲工作人口中各有近三分一人達到這個收入，也說是年輕人優勢不再，高收入現在較集中在中年群體。

兩年前人口普查時的25至34歲大約就是九十後，也就是第五代香港人。以一般大學畢業來計算，34歲相當於已工作超過十年，在傳統觀念中甚至已為適婚年齡，應該要成家立室。然而，多數人收入不到3萬元，而住宅單位動輒都要500萬、600萬，試問他們如何在私人市場置業呢？

署長說，「當年我當學生，讀大學後，當時的目標就是我還是要發奮，有一天可以置業，又可以讓父母搬來一起住，那就是勝利組。但現在的想法可能有點變。」其實不是想法變了，而是社會環境變了，年輕人的收入前景變了，所以他們的想法才不得不變，只好寄望資助房屋。

署長都承認過去一段時間居屋停建，公屋又供應不足，加上私樓價格高昂，所以公屋輪候時間愈來愈長。與其怪年輕人躺平，怪市民不肯遷出公屋，倒不如說最重要的成因不在需求側，而在供應側。

煮豆燃豆箕的炒樓遊戲

可惜政府始終視房屋如投資工具。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最近在立法會會議上說，如果租置公屋只可售予房委會，「會削弱租置計劃的吸引力，影響租戶能透過購入自己單位而向上流的可能性」，等如說政府認同甚至支持市民透過出售公屋來置富。羅署長說得更白：「房屋除了是要來住之外，都會希望它有升值能力，可能是積聚財富的其中一個方法。既然社會是這樣，我們當公營房屋主政的人，就看看盡量怎樣去配合。」

官員既有如此思維，念茲在茲的自然是「置業階段」，整天到晚希望推公屋戶到居屋、居屋戶到私人市場，資助房屋只是幫助一小撮人的短期需要。所以署長說，「我們都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工作，賺到多點錢，可以在階梯爬上去。做業主亦是一種人生成就。」

難道市民沒有努力工作，不想賺多點錢嗎？就連富商都懂得說，「唉，其實近年香港人真的幾辛苦」。問題是經濟市道是否暢旺，打工仔的收入有沒有實質增加。公營房屋主政的人，與其配合市民買樓博升值，不如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研究怎樣才能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打工仔的薪酬待遇。如果愈來愈多年輕人好像政務主任般高收入，還要人來勸他們不要申請資助房屋嗎？

相反，如果連官員都深信房屋是用來升值、積聚財富，那麼代價由誰來付出呢？元朗一個單位三個月前是240萬，現在卻是290萬，「撤辣」好像幫了市民積聚財富，但那多出的50萬不正是由買入的市民來付出嗎？可能他將來可以再抬高至340萬出售，看似賺了50萬元，但再下一個買家不用付出代價嗎？官員以為自己幫了一個人，卻不知害了另一個人，更令香港經濟朝向虛無、泡沫化的錯誤方向發展。

最終，我們的樓價即使在大調整後仍是三十年前的三倍，堅尼系數在1986年至2016年間由0.453升至0.539，2021年最高與最低一成住戶的收入差距擴大至16倍，做生意的人數在三十年間由17萬跌到只得8萬，高收入的年輕人愈來愈少。然後，官員問年輕人為什麼不努力工作、賺多點錢、在階梯爬上去？

沒有再說獅子山精神，但仍然在問何不食肉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