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歡｜香港經濟不應住在歷史回憶裡面

江玉歡專欄

香港特區政府在《2023至24年度財政預算案》內發布一籃子經濟政策，從「促復甦、開新局、擴內需」等方面推動經濟。但究竟什麼是開新局，如何擴內需？迄今特區政府給出的答案尚未明確。香港經濟復蘇工作從去年初開始，直到今天已有一年多時間。在這期間，特區政府出台各項不同的政策，包括發展旅遊業吸引外地來港遊客的不同策略，房屋買賣「撤辣」等等，都對本地經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後續發展力量並不強勁。

兩次經濟轉型成功只屬被動

在過去，特區政府習慣被動發展、坐等發展，缺乏主動出擊的經驗。客觀來講，回顧過去五、六十年香港經濟發展路徑，不可以說「不幸運」——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及八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本地的兩次經濟結構轉型，俱因國內外政治形勢或政策變動、時來運到地發生。

一是在二戰結束後，戰後重建使香港成為一個重要的製造業中心。香港以其廉價勞動力、地理位置優勢和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和跨國公司的設立。製造業包括紡織、服裝、電子產品、塑料制品等，成為香港經濟的主要支柱。

二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逐漸經歷了製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崛起，全球貿易需求放緩，幸而另一道門再為香港打開——內地的「改革開放」。內地出口擴張、資金南下，香港經濟又再順勢變回以轉口及服務出口為主的結構。借此機會，香港政府順勢推動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和專業服務等領域的發展，以提升經濟結構和增加就業機會。香港逐漸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貿易樞紐和商業服務中心，服務業成為經濟的主要引擎。

時代紅利吃一時不能吃一世

也正是上述兩次被動經濟轉型的成功，慢慢深化了特區政府以及港人對「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的認知——人們更願意相信政府管理有方，經濟發展規律和政府策略完美匹配，而淡化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機遇。過去的港英政府面對時代紅利，更相信市場分配，任由市場自由競爭，從而維持社會穩定，特區政府將這一經濟政策延續下來。

但是時代紅利只能吃一時而不能吃一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產業單一，房價過高，經濟發展水平波動大等等自由經濟政策的種種副作用逐漸出現。過度依賴市場，忽視自己在經濟發展上的必要角色，今天的特區政府是時候考慮如何革新香港經濟發展邏輯，而不是單單潤飾及增加經濟活動的類型。

產業決定人才，或是人才決定行業？

近兩年，在經濟學界有學者呼籲香港應積極展開「第三次經濟轉型」。那麼這次轉型究竟要怎麼轉？已經開始轉了嗎？效果如何？當下的經濟轉型的目的是產業多元化，增強經濟穩定性和韌勁。但如何實現多元化，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並不如前者明確。

以製造業為例，根據2019年數據，製造業佔本港GDP少於1%，香港坊間一向並不認為「製造業」或「工業」屬熱門行業，以至於當政府需要展開大規模基建項目時，出現了明顯的人才不足和勞力不足現象，高端電子製造業更是遠遠落後。而今天的工業化，是指會運用到大數據、自動化科技、工業4.0等高端工業——問題在哪？是產業決定人才，抑或是人才決定行業？這個過程是否全由市場決定？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人才與產業並非是先有雞或先有蛋的關係。當訪問香港本地中小學生關於未來想從事的工作時，想必答案更多集中於金融醫療等，這與政府在基礎教育階段缺乏引導、高等教育階段工程學科與市場指引脫不開關係。

且不說老齡化導致香港人口結構不利於經濟發展，縱然有足夠數量青壯年，但沒有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大專院校教育機制，培養不出能推動產業多元化的人才，僅靠政府官員未有落地能力的政策，又何談香港經濟轉型？人才不夠多元化，產業自然難以多元化。

亞洲四小龍的製造業全勝香港

同屬開放型小經濟體的新加坡，住房政策常常作為香港住房政策發展的對標，經濟多元化亦明顯，其中高端製造業（包括電子、製藥、航空航天工程）佔該國GDP的18%。「亞洲四小龍」的臺灣、南韓及新加坡，製造業佔GDP分別是30%、25%及20%，連經歷30年經濟低迷的日本，也能維持製造業佔GDP 21%的水平，足證製造業能夠在發達經濟體再次復興，同時也證明，當本地經濟進展陷入疲態，政府對局勢的正確判斷以及積極恰當的作為則是優良催化劑。

香港經濟的新思維，其實邏輯並不複雜。政府需要學會追根溯源，學會放下高端的姿態，認清歴史、看清現實，不應住在歷史回憶裏面。香港經濟新思維的結局一定是產業及勞工市場變得多元化，年輕人與一般市民向上流動的機會才可增加，長遠經濟發展、民生及社會深層次矛盾也才得以改善。

作者江玉歡是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執業律師。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