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香港有無可能出現「家超經濟學」？

梁海明專欄｜寰海明察

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正苦尋經濟發展良方，亟需新的思維方式來拼經濟，其中之一是更多使用行政引導經濟發展的手段。雖然此舉或招致將「小政府、大市場」奉為圭臬的新自由主義人士和輿論的猛烈批評，但我們不妨參考一下外地發展經濟的做法。

與新自由主義人士「只要緣份到了，經濟自然會好轉」的「佛系」思維不一樣，近年經濟遭受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等多層重創之後，逼迫歐美國家政府紛紛轉向加大對經濟干預的力度，這種通過行政引導來加強對經濟的干預也已成為了趨勢，無論是政府出台行政命令加強對工業未來發展的指導，還是提高對外資審查力度以保護本國產業，都體現出這一趨勢。

以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為例，德國政府近年提出自二戰以來的首個國家經濟戰略《國家工業戰略2030》。該戰略的一大基調，是政府在工業發展和產業變革中的角色將會加強，戰略明確提出政府將通過行政手段扶持大企業的發展，幫助企業擴大規模，而且對國民經濟越重要的行業，政府的行政參與將越多。特別是在電池技術、平台經濟、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此類既對未來產業格局十分關鍵，同時德國又比較薄弱的行業，德國政府不排除效仿50年前創立空中巴士的模式，參與組建行業巨頭。

該戰略還以中國制造為例，認為在產業政策方面一個特別成功的國家就是中國，中國政府將積極主動的國家政策與市場經濟原則有機結合起來，如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到目前為止已證明是非常成功的。

由此可見，德國政府已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教條產生信任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所鼓吹和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價格和利率市場化等的理論觀點、政策主張逐漸背離。

和德國政府相似，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政府近年來也越來越「大政府、小市場」，通過更多的行政引導手段來促經濟、穩就業和推動制造業發展。

例如，美國商務部早已成立美國勞動力政策咨詢委員會，和美國工人全國委員會一同制定、實施相關政策改善美國勞動力，以更好地迎接21世紀的挑戰。美國政府此舉，是由於隨著高科技產業的日益發展，自動化的興起和AI取代更多就業機會，目的是幫助彌合美國工人在現代經濟中日益擴大的技能鴻溝，使美國工人跟上技術進步的步伐。

又如美國拜登總統於2021年11月已將美國《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IIJA）簽署成法。這項跨黨派的立法為州和聯邦機構提供了高達1.2萬億美元的資金，用於翻新道路和橋樑、改善飲用水和互聯網連接，以及增加清潔能源項目的數量。而且，這些投資項目要求基建項目購買美國產原材料，這種希望用「美國鐵」、「美國鋼」、「美國工人」等的行政命令，無疑是要求政府承包商採購美國制造的原料和產品，雇傭更多美國工人，以響應政府致力於推動美國制造業發展、在美國本土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的目標。

拜登政府的相關做法，無疑是受傳統供給學派的影響，而非受新自由經濟主義的影響。這是因為美國經濟增長有陷入長期停滯的風險，拜登上任之後，即通過一系列地行政命令推動基建、經濟改革等措施，希望以此重振製造業，提升美國企業競爭力，促進經濟增長。

外界將拜登治下的「大政府」稱為「拜登經濟學」（Bidenomics）。從正面角度來看，對於拜登而言，抓住提振經濟增長、穩定工人就業的主線就等於抓住了美國的主要矛盾，抓住美國的主要矛盾也就等於抓住了選票，以此冀望可順利連任。

必須承認，在經濟學界，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場」較好，還是「大政府、小市場」更優，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一直紛爭不斷，至今尚無定論。但筆者認為，對於更關心「民間疾苦」的政府而言，推動產業調整和發展、促進就業和經濟向前，以及防止出現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無疑是其最高責任。尤其是在面對「市場不能」、「市場自潰」的情況，政府若還「佛系」地等待「市場調整」，很有可能將導致危機的出現乃至惡化。

事實證明，中國成功晉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離不開中國政府對產業、經濟發展的引導。而近幾年來不管是德國，還是美國政府，他們在調整產業結構、經濟增長出現困境或者市場有較大波動的時期，果斷發揮政府強制性引導經濟的行政職能，以遏制結構調整、經濟危機、市場巨幅波動給民眾、社會帶來的損害，這種做法也已超脫了到底「市場」多一點，還是「市長」多一點的教條主義，而是更加以民為本，以社會為依歸。

對此，在上述國家的成功示範下，香港特區政府未來不妨也考慮如何進一步採取行政引導方式，以此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民生。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