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香港已死？
1996年，香港大學哲學系向我提供了一份非終身教職。這份工作的誘人之處在於我可以住在香港島一套由政府補貼的大公寓裏，從陽台可以直接俯瞰大海。我意識到能夠得到這麼漂亮的居所，主要受益於我是一個來自加拿大的白種人。
來稿作者：貝淡寧
至港不久，一位香港同事前來參觀我的公寓。他帶着毫不掩飾的忿恨說，他沒有資格住這樣的公寓。更令人驚訝的是，另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事也告訴我同樣的事情。不僅僅是香港本地人被剝奪了大學公寓的資格，來自其他國家的華人（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也沒有資格居住在大學公寓中。
1997年香港回歸後不久，我理所當然地被趕出了我的公寓，因為新政府結束了種族主義政策：現在無論其種族背景，只有高級教師才有入住大學公寓的資格。然而，儘管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對中國大陸人的非正式歧視卻有增無減。
來自中國大陸的香港大學教授抱怨說，他們被香港大學的領導排除在決策職位之外。甚至香港同事也傾向於將內地人拒之門外。在評審和晉升活動中，中文學術論文被認為毫無價值。那些主張與大陸進行更多學術合作的中國大陸同事們也只好緘口不言。
刻板印象 稱不上批判性思維
在日常社會生活中，香港在人們心目中不啻為一個獨立國家。我們在街上幾乎聽不到普通話。我的香港學生對中國只有負面的刻板印象：中國是一個由「邪惡的共產黨人」統治的國家，中國文化可以歸結為充滿壓迫、封建主義和父權制歷史的文化，唯一可以向中國學習的是中國沒有什麼值得學習的。
然而，香港在回歸後仍保持着這種狀態。就中小學生對中國的了解而言，幾乎都是些負面的印象。我想知道，還有哪個國家的教育體系會讓孩子們討厭自己的國家？學習批判性思維固屬必要，但如果失去對美好事物的鑑賞，那麼便稱不上批判性思維，僅僅是在為批判而批判。
作為一個着迷於中國文化的學者，這些現象讓我有些沮喪。2004年，我很高興地接受了清華大學的工作邀請。儘管薪水大幅下降，但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能夠讓我沉浸在中國學術界，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政治和哲學。
2017年，我有幸擔任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一職。這是一個擁有1000多名學生和80多名教授的龐大師資隊伍，致力於培養學生與省級共產黨員幹部為國家服務。考慮到這項工作的政治敏感性，這樣的職位通常是留給中國公民和中共黨員的（我既非中國公民，亦非共產黨員）。
山東大學是一個擁有一億多人口、以儒家文化故里聞名的省份之中最好的大學。我被任命為院長，並不是因為我忠於中國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而是因為我在儒家思想方面的學術工作。我設想可以通過教學和研究來推廣儒家思想，作為一個外國人，我能夠幫助我們的教師國際化，並根據國際標準提升我們的學術成果。
無需贅言，事情並未按照計劃開展。但我的院長職位為我提供了一個了解中國學術與政治的獨特視角（我在《山東院長：一個中國大學小官僚的自白》中記錄了我的經歷，該書將於2023年3月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重返港大 對香港印象更正面
當了五年院長後，我意識到是時候回到從事教學和寫作的常規學術工作了。令我振奮的是，我獲得了香港大學法學院政治理論講座教授的職位。香港擁有更多的學術自由——更不用說為不分種族的高級職員提供的海景大學公寓——這是我樂於接受的。
在香港待了幾個月後，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與25年前相比，我對香港有了更加積極的印象：空氣更加清新；音樂會熱鬧非凡，餐廳也充滿活力和多樣性（過去我們必須去深圳才能吃到粵菜以外的美食）。世界上最好的公共交通系統也得到了進一步改善。
我知道我應該講粵語，我仍然在努力中。在非英語的場合，我會說普通話，大多數人都很樂意參與其中（儘管我被告知在2019年的抗議活動中，大陸人受到歧視，他們不敢說自己的語言）。與殖民時期相比，現在香港有更多的人會說三種語言。
人們似乎更關注社會不公：過去，我曾為一個非政府組織做過志願工作，該組織旨在保護家政工人的利益，那時我意識到僱主幾乎完全可以不受懲罰地在自己家中虐待工人。而現在僱主會為虐待家政工人受到懲罰與道德譴責。前路漫漫，行則將至。
事情也並非盡善盡美。香港貧富之間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眾所周知，政治氛圍要受限制得多。但香港自治的關鍵要素——法治和言論自由——得到了比北方更好的保護。我們可以不受限制地上網。在香港報紙上發表的關於中國政治的文章，很多都不能在中國內地媒體上公開發表。並且我可以從國外訂書，而不用擔心在邊境被沒收。
我將持續觀察和學習，但此刻，我覺得在香港很幸運。
貝淡寧（Daniel A. Bell）是香港大學法學院政治理論講座教授，2017年至2022年擔任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著有《山東院長：一個中國大學小官僚的自白》（普林斯頓出版社，2023年出版）。文章的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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