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聲道｜「一國兩制」是當今派糖的最大考量

這些天，有關2023《財政預算案》是否派糖問題，引起社會較大的討論，反映出疫情進入尾聲，社會即將放開，香港基層民眾對政府接濟的確存在較大期望，也是民心所向。

在我看來，派糖這種事情，相信是1997之前，港府用於紓困民生的「救急不救窮」的臨時做法，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權宜之計安排。到了今天，卻成了政府用於緩和社會矛盾的「救急也救窮」的政治策略。老實說，這是挺失敗的。

來稿作者：周海平

派糖說到底，屬於民生問題；民生問題屬於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又是「一國兩制」問題，「一國兩制」問題，更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唯一金鑰匙。一句話，當今《財政預算案》能否派糖，很考驗特區政府落實「一國兩制」的智慧。如果真要派糖，理應比1997前做得更好，更得民心才是。

為何這樣說？這是因為：回歸都25年了，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社會文化都有了很大的改變。香港從當年的亞洲四小龍發展到今天，政府治理能力理應更上一層樓，怎麼說比1997之前要強很多才行的。

派糖的事情，其實是檢測政府理財水平的一塊試金石。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2慶祝香港回歸中國25周年大會上，就明確提出特區政府要不斷提高治理能力，改善民生，做大做強香港的問題，委婉地提出政府治理能力還有改善的空間。習主席還特別強調：香港「一國兩制」是好制度，好制度就沒有可能不繼續延續下去。

習主席的講話，等於給香港的未來定下了基調。接下來，就是香港如何千方百計把「一國兩制」的內涵，用KPI方式，層層落實，層層分解，層層考核，尤其是我們的三權合作機構，令其更具示範意義，更有說服力。

公務員是香港管治的精英隊伍，承載著香港發展與繁榮的重要責任，高人工是必要的。但高人工應該是高要求，高績效，或才是真正的KPI體現。否則，不但對不住自己的這份人工，對社會分配也會造成傷害，更容易加劇社會矛盾和民生矛盾的對立情緒。

但話說回來，香港好多事情，說起容易做起難。看看這兩年全球受疫情的影響，各國和地區的日子都不大好過。就說美國的通脹帶來的加息問題；以及最近鬧得不可開交的法國養老金制度改革；還有英國經濟下滑引發的國民生活品質下降問題，便知眼下全球經濟都挺難的。

老實說，在這樣的動蕩年代，各國和地區能管好自己的事已然不錯，如果經濟還有大發展，財政收入有盈餘，那是需要很大的本事的。

挺欣慰的是，新一屆特區政府為了提振經濟，重建信心，還是做了不少事情的。遠的不說，就這幾個月來的一系列組合拳，比如投資峰會；「跨年耀香江」旅遊活動；中港通關；重大項目的專班跟進；簡約公屋快速立項和建設安排；以及「你好，香港！」全球推廣活動等舉措，包括即將出台的《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派錢與不派錢諮詢，特區政府願意放下身段，謙卑聽取各政黨及民間意見，當然都是好事。可見新班子，新氣象，新作為。

但懂得「說」，不等於懂得「做」，更不等於有心有力「做」。如何提升和優化香港原有的治理方式，使香港發展和繁榮的紅利，優先惠濟到740萬香港人頭上，滿足日益增長的居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有公共標桿可以衡量和比較，還是比「說」更要本事的一場大考。相信特區政府壓力山大。

俗話說，壓力也是動力。動力就是：當今派糖這種事情，特區政府敢於打破常規，有些新思維，新舉措，改變過往一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做到標本兼治，一勞永逸，這或是最得民心的。

我覺得，「一國兩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管治模式，更是具有指標意義的美好香港的代名詞。在我看來，今日派糖與否，在「一國兩制」條件下，具有更多的象徵意義：

——「一國兩制」是派糖的最大政治考量。

香港居民之所以如此關注《財政預算報告》，是因為報告和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很多時候，居民關注財政報告的程度，甚至超越《行政長官施政報告》，說到底還是財政報告內容，反映了民生福祉安排，香港人稱為「著數」是很形象的。

過去港府派糖，相信是紓困民生和人道主義安排，今日特區政府派糖，應該是「一國兩制」條件下，特區政府如何轉變管治導向，把香港發展與繁榮的成果優先惠濟香港人，使更多的港人，感受到香港回歸後的國家幸福感和歸宿感，性質自然完全不同的。派糖表面是經濟，背後是政治。這是政治的考量。

——「一國兩制」是派糖的最大經濟考量。

香港經濟多少年來，GDP的半壁江山，都靠地產和金融服務、貿易和航運生意支撐，旅遊和消費完全看天吃飯，這個「天」很多時候是遊客以及社會的大環境。而政府大力推動創科產業，因為有產業特點，沒有幾年的孵化與投入，暫時也是沒有效益的。

香港人雖然不是經濟學家，但大多數人從直觀上都能感受到，受這兩年新冠疫情的影響，靠旅遊和消費拉動，已經難以為繼，看看大街小巷的鋪頭店面，三天兩頭更換租戶，甚至一些鋪頭長期閒置而無人問津，你便知經濟是怎麼回事。眼下環境，生意難做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一國兩制」應該成為派糖的直接推動者。給予最底層居民一些必要的紓困和接濟；給予鋪頭經營者以及中小企業僱主一些必要的幫助；給予中產家庭一些必要的緩解壓力的政策支持；給予我們的大學生進入社會的一些必要的法律服務，都是「一國兩制」可以做得及時雨的事情。這是經濟的考量。

——「一國兩制」是派糖的最大文化考量。

香港的文化，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一百多年來是中西合璧的。正因為這種文化特殊性，使得香港與內地城市比如上海和深圳相比，呈現完全不同的文化符號。

在我看來，港島的中環的老式街道和建築，以及九龍的尖沙咀的海關燈塔，改造後的星光大道，以及百年歷史的半島酒店，都不算是香港的文化標誌。香港的文化標誌是香港的法治觀念、做事方式以及思維習慣。

香港人的這種在普通法基礎上的刻板的法治理論，以及做事方式和思維習慣，1997之前，得到西方人的認可，而使香港延續百年到了今天。要改變這種社會文化，尤其是建立新的做事方式，還是比較難的。但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香港的社會文化。

我完全相信「一國兩制」模式，有能力兼容並蓄，吸收和包容原有港府留下的派糖方式，並賦予派糖新的內容，理應超越過去才是。這是文化的考量。

個人認為，由這次派糖引發的社會大討論，至少折射出一個樸素的結論：派糖事小，影響「一國兩制」聲譽事大。很多事情，若能有政治悟性以及智慧，以小見大，把派糖的事情，轉化為新一屆特區政府改善民生，和諧管治的新風向，體現出「一國兩制」的財富效應。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以及香港居民豈不皆大歡喜。

一句話，檢驗香港是否發展與繁榮的標準應該是：香港有吸引力成為全球熱錢扎堆的聚寶盆；政府有持續的穩健的賺錢項目；企業主及生意人有錢賺；中產階層願意長期留在這塊土地上打拼和發展，社會環境一流；普通居民有飯食，有屋住，有醫療，有比較尊嚴的基本生活保障。任何的管治方式若能做到這些，相信香港社會就和諧了，發達了。就可以抗住任何天災人禍了。

據我所知，一直以來，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資產與負債情況，特別是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率評估，國際上都有一個相對公平的標普指數評級，還是挺管用的。我看各國和地區對這些第三方的權威機構的評級，還是忌憚三分的。

而我認為，作為開放的自由經濟體，香港社會也應該有個客觀評估民生福祉及生活品質的「香港標普生活指數」。客觀說，有監督好過沒有監督，有第三方機構及時警示，總好過自說自話。

未來的香港要進一步融入世界文明秩序，要參與國際生活品質比較，就應該有自己的第三方民生福祉評定機構，這是具有鞭策意義的好事情。比如我們的強積金和年金制度，每年運行情況如何？誰說了算，自然由第三方機構提供權威的評估報告。

比如我們的社會化服務，過往有良好的基礎，在老齡化社會早已到來之際，能否再上一個新台階；比如我們的大學畢業的後生仔女們，走向社會時，是否有個就業指導以及薪水跟蹤；還有社會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能否使用AI大數據技術，把他們都管理起來，替代部分社工要做的事情，以避免不必要的悲劇發生；

比如全民養老保障以及綜援津貼制度、低收入家庭補貼安排，關愛基金，中產家庭貼補計劃；中小企業稅制改革以及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服務等等，是否都完美無缺，是否值得居民對「一國兩制」的美好期待，有些徹底的反思和檢討，以及綜合解決方案。

如果未來的《財政報告》之任何投資與派糖行動，能站在「一國兩制」的高度決策問題，考量民生福祉，同時，兼顧國家訴求，相信特區經濟可以做得更好，更貼近民生，社會更加和諧共生。

實事求是說，香港的財政包袱，個人認為，在整個大灣區城市中，還是最重的。老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香港不同於深圳等年輕的移民城市，很多地方都要花錢。只有特區政府有了錢，才可以辦大事，辦積德的民生大事。

衷心祝福特區政府發掘到新的賺錢藍海，在完全市場化經濟中，用好「無形的手與有型的手」這兩隻手的調節功能，包括我們的立法會與司法機構，同心協力，新年有些新舉動，多做事前調研和監督，多一點貼近民生，少一點事後諸葛亮以及馬後炮，同時捍衛好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價值，香港特區就非常了不得。一言以蔽之，香港是港人的生活家園，以及各路生意人做買賣的地方，這可能是香港的永遠的無法改變的基本現實。

相信「一國兩制」的香港，在愛國者治港的前提下，未來應該更加美好，大到政制發展，小到派糖這樣的事情，都可以得到社會的交口稱讚，令到香港更加富足，法治、自由而安全。香港居民充滿著期待。

作者周海平曾在廣東電子電器製造企業任職，現為退休人士，來港定居15年。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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