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政府須在房地產和教育方面積極求變

來稿作者：匹夫

今年4月15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先生藉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再次就香港事務發表了意味深長的講話，當中除了充份肯定《國安條例》的立法工作以及香港所擁有的多項優勢以外，亦提及到「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需要團結一致向前看，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敢於說前人沒有說過的新話，敢於幹前人沒有幹過的事情，不斷突破自我、大膽創新，努力實現香港發展的迭代更新、轉型升級」，社會各界實有必要對夏主任的警言給予足夠的重視。

正如夏主任所指出：「時代在變，內地在變，整個市場結構、消費模式等都在改變」，事實上過往幾年本港社會正面臨着多方面的變化：封關三年期間，食肆生意一方面受到防疫措施影響，另一方面商鋪業主又不願降租，食肆為了將追回損失紛紛提價——就茶餐廳「碟頭飯」而言，現時要價已達60至70元水平，相對封關前40至50元的水平加幅高達30至40%。另一邊廂，由於內地降低了進口產品關稅，此消彼長下兩地物價差距已大幅收窄，而新口岸開通後交通成本大降，恢復通關後不少市民已形成了平時在港過「緊日子」，等到節假日就事無大小皆到深圳解決的習慣。本港服務行業「性價比」急跌導致人口流動的趨勢大逆轉，消費市道決非單靠增加來港「個人遊」的內地城市便可提振——事實上內地旅客就算持「團隊旅遊」簽注老早便可透過深圳關口外面所謂的「旅行社」隨時辦到出境所需的「團紙」，就算一個人也「保證成團」，代價不過是20塊人民幣，不到十分鐘的時間而已。

另外，過往數年大批港人移民外地，樓市供求大為鬆弛，而且美國短期內連翻加息，息率由2022年底至今一直高企，地產市道亦從高位回落。特區政府財政在「逆週期」底下連續出現赤字，2022年末相應地出台了「搶人才」及「搶企業」措施，計劃通過吸引企業投資和人才定居帶動經濟增長，附帶填補房地產需求的缺口。此外亦調整了物業交易之稅費政策，繼2022年底合資格外來人才置業所產生額外印花稅允許「先徵後退」及調整從價印花稅階後，一年後又再縮短額外印花稅之適用轉售期以及將稅額減半。不過到今年初市場情緒仍未見明顯改善，地產業界的持份者紛紛要求全面「撤辣」，特區政府終於宣告全面撤銷物業交易附帶之各項額外印花稅。

筆者認為以上措施作為應急手段是及時的，但是可以預期，本港社會的經濟結構假如仍受地產業界利益所制肘的話，要走出當前困境就頗為困難，特區政府實有必要在「吉鋪」林立的環境下祭出「空置稅」以促使業主降低租金要求。當然，商鋪的價值會受到不同因素影響而出現波動，某些商鋪可能實在找不到租客，因此「空置稅」可設置適當的徵稅上限及根據租出後之實際租值按一定比例退稅的機制以作照顧。

至於住宅市場方面，當前形勢有危其實亦有機，數十萬移民人口如果按四人為一個家庭作粗略推算，再撇除當中本來與長輩同住或本身就居於不適切住房的部份，所騰空的住宅單位保守估計相信沒有十萬也有八萬。待市場氣氛改善後，只要將「空置稅」的適用範圍擴及住宅，並於高端及大面積住宅率先實施，引導租務市場按步就班地「消費升級」，然後就有了現成的房屋資源徹底解決「劏房」問題，相對花大錢建造臨時性的「簡約公屋」去降低公屋輪候年期實在得多。

在受到「空置稅」影響的持份者當中，財雄勢大的地產商無疑需要對社會有所擔當，它們尚有業務涵蓋各種領域，又何必通過壟斷地產資源竭澤而漁呢？對於個人投資者而言，如果「空置稅」導致他們所持有的多項物業有所減值的話也不過是「獲利回吐」而已。最受影響的實為高位入市的「用家」，特區政府可與銀行協商，在利率和供款年期上面盡可能優待，甚或如同日本一樣，允許他們「一層樓供三代」，變相以供代租亦未嘗不可，稅務上亦可就他們的供款開支提供不限於十年的免稅額，以及豁免供款期內之差餉地租以作補償。

人才問題方面，筆者認為不同層面應有不同的政策取向，第一個層面當然是夏主任所提及的，有利於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高端創新人才」，這類頂尖人才自然值得設法去「搶」的。

第二個層面就是一般專業人才，為應付當前需要而「搶」的同時，更有必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就地培訓。就以醫療範疇舉一反三，過去幾年的移民人口當中醫護人員不在少數，以致公營醫療系統人手十分緊張，如果單靠提高待遇去「搶」，那麼公共財政的負擔只會日益沉重，反過來更不利於增加人手應付需求。再者，如果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只知道「向錢看」，那誰說得準將來會不會有類似韓國醫生集體罷工的荒謬事情發生呢？

這裡將引伸出另一個問題，2005年12月曾蔭權接任特首不久，教育統籌委員會提出了一份文件，名為《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雖然該報告所引用不同大學及前教育署歷年來之調查及研究充份肯定母語教學的成效，以及指出以英語教授非語文科目其實無助於學生提升英語能力，然而整份報告的重點卻在於其第16頁：「任何政策都不能脫離現實及歷史發展的進程，否則只會在社會上造成震盪」！這份看似學術報告而實可謂專為新任特首編纂的「政治報告」隨即於12月5日被當時的特區政府接納，首任特首董建華倡導的母語教學政策於是半途而廢，殊為可惜。

此後，教育局於2010/11學年開始實行所謂「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安排」，名義上不再對官立及政府津貼中學作「英文中學」與「中文中學」之二元區分，實則適應「市場需求」而容許「英文中學」繼續存在，中等學校則大多採用英語教授理科，以中文教授文科。由於小學評分試成績屬於前列40%的學生即被界定為「有能力以英文學習」，只要中學具備相關教學條件，以及所招收學生當中佔85%屬於「有能力以英文學習」的話，校方即可行使局方賦予的全部酌情權採用英文教授一切非語文科目，而為免造成「標籤效應」，局方亦不傾向中學同時開辦中、英文班，成績優秀的學生如選擇就讀中文中學往往被人視為「自我作賤」。

其實操作「微調語言安排」的根據在教育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上都存在值得商榷之處：所謂「有能力以英文學習」到底是隨着學習負擔加重也可應付自如，還是需要經過一翻費時失事的努力才辦得到呢？而能否辦到豈只取決於學生的「學習意願」呢？當然，香港是國際都市，英文也具法定地位，不能認為學好英語對學生沒有助益，但對於不具語言天分的學生而言，若將耗費於操練英語、背誦學科名詞的時間用於其他課外讀物會否更有意義，更容易掌握學科知識呢？將來是不是更有可能成為不同領域融會貫通的通才呢？如果局方擔心未能就讀於英文班的學生被「標籤」的話，是否應該替他們開拓畢業後的出路以令他們能夠與英文班的同學平分秋色呢？而那些輕而易舉就能有效以英文學習的學生又有着怎麼樣的家庭背景呢？

結合中學「自行派位」計分方法的「世襲」優勢的情況，加上本港主流大學多數學系仍以英文作教學語言來看待問題，整個教育制度實際上照顧着哪一類人的利益就十分明顯。敢問教育局官員一句：強迫學生學好英語的升學制度到底有利於培養人才還是扼殺人才呢？所謂「微調語言安排」根本就是殖民地時代所培養的知識精英階層於教育及專業領域的「圈地」政策，他們並不介意通過母語教學提高勞動階層的知識水平，但制度必定要確保自身優勢得以一代又一代地「遺傳」下去。

二十年前教統會認為全面普及母語教學會「在社會上造成震盪」，那麼，具備良好英語能力的專業人才大都有着移民的準備，近年又不約而同地撒手不幹，是否應該以「地殼深層能量釋放的大地震」來形容呢？其實國際化絕不能成為否定本土化的理由，公營系統的骨幹更應以具有家國情懷且不唯利的人才為主體方為妥當，只在必要的協助或顧問工作上面向個別具備良好英語能力者支付額外報酬才算得上是合理的。

言歸正傳，香港在在需要設立一所以中文教學的全科大學培養本地人才，特區政府必需在社會事務上表現得更有魄力，做到夏主任去年提及到的：「敢於擔當、善作善成，把有爲政府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着力破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至於第三個層面就是只具有限專業性的職務範疇，特區政府應考慮讓中學畢業生提早投身職場，鼓勵企業開設實習職位，讓他們在正規人員指導下分擔部份力所能及的工作，通過半年以內的實習期發掘具潛質人才，並資助他們以半工讀的形式進修。如此一來既可應付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亦有利於避免現時就業市場普遍存在的資源錯配，學非所用的弊病，而且畢業生確定自己的職業路向以後帶着實際經驗去進修，學習目標肯定更加清晰，成效更加顯著。

以上是筆者站在勞動階層的立場上所提出的建言，同時希望公共事務領域的管理文化能夠「迭代更新」以跟上形勢發展，因為就筆者所見，高薪未必可以養廉，卻助長着尸位素餐、得過且得的風氣，尖子從政亦不見得社會問題得以妥善解決，特區政府有必要吸納更多德才兼備者開展一場宏大的社會工程。

作者筆名匹夫，任政府基層職員二十餘年。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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