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解決公屋管理問題的治本之策

來稿作者：周小稞

沒想到，一位年過七旬的本港何伯和他年輕三十多歲的內地新何太竟然成為時下香港網紅級的流量明星，人氣直逼MIRROR，而圍繞這對老夫少妻的狗血家事也成為城中熱話，引發吃瓜群眾的爭相捧場。對財富話題敏感的本港群眾馬上就注意到身價數百萬乃至千萬計的何伯一家包括其本人、太太和兒子都有公屋單位，並第一時間向負責管理公屋的房屋署舉報。而房屋署也在三個多星期前就跟進調查，稱已初步掌握有關公屋單位的資料，暫不便透露個案詳情。

筆者和大多數吃瓜群眾一樣質疑何伯一家繼續佔有公屋單位的資格，並順勢查詢了政府的公屋「富戶政策」。按照現行的政策，除非你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或者家庭入息超過公屋申請入息限額的五倍、再或者家庭資產淨值超過公屋申請入息限額的百倍，否則你無須擔心需要交出公屋單位。以何伯的情況而言，他們夫婦兩人的資產淨值已經超出了兩百萬港元的資產限額，按理不應繼續佔有公屋資源。面對吃瓜群眾的質疑，房屋署剛剛確認何伯從來就不是公屋住戶，而新何太確有公屋，但因入住時間不長，現時還無須進行公屋資產申報程序。

和相對嚴苛的公屋申請條件（單人家庭每月入息不超過1.3萬港元、資產淨值不超過30萬港元；兩人家庭每月入息不超過2.0萬港元、資產淨值不超過40萬港元）相比，政府的公屋「富戶政策」應該說有些過於寬鬆。每月入息方面，一人家庭的限額為6.5萬港元，而這樣的收入只有不到15%的香港打工仔才可以掙到；至於資產淨值，兩人家庭兩百萬港元的資產限額雖然不算離譜，但核查起來卻不容易，因為公屋住戶想要規避這一要求並不困難。了解了上述「富戶政策」，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從去年九月至今房屋署共接獲約1.2萬份涉嫌濫用公屋舉報，卻最終在調查後只有約190個案被收回單位，因為管理上的漏洞不易彌補。

一邊是相對嚴苛的申請條件；一邊是過於寬鬆的續住要求。一邊是大量剛剛高中畢業就申請公屋的年輕人和兩手空空來到香港的新移民，因為他們更能符合嚴苛的申請條件，以及大量事業有成、開著奔馳寶馬、擁有百萬資產的公屋富戶；一邊是賺著不到中位數收入的年輕家庭只能拖家帶口住進廉價的「劏房」，因為他們努力工作反而使他們失去了申請公屋的資格。不合理的政策讓現行的公屋運行偏離了制度設計的初衷，真正有需要的反而得不到應有的照顧。

針對政策上的缺陷與管理上的鬆弛，政府有關部門最近確實做出了一些優化並強化了管理。譬如說，針對公屋濫用問題，房屋署在2023年5月要求公屋住戶每兩年就要就是否擁有香港住宅物業等做出申報；針對民眾反映公屋住戶擁有內地物業但未計入資產淨值，房屋署也積極與內地部門合作，填補了這一漏洞。但對於民眾真正有感的關鍵問題：達到什麼樣的入息或資產規模後公屋住戶就不應繼續享用公屋福利，政府有關部門卻不敢觸及，因為收緊現行「富戶政策」會影響到太多公屋富戶的切身利益，由此而起的反彈政府可能無法承受。

事實上，公屋存在的問題並非只有上述在微觀層面遭遇的管理挑戰，在宏觀層面也面臨可持續發展的挑戰。根據新一屆政府的規劃，從2023/24到2027/28這五個財政年度，香港將建造約7.8萬套公屋，累積建築開支將超過1,700億港元，全部由房委會來承擔。根據房委會自己的測算，依靠手上約600億港元的現金及投資結餘，加上每年經營產生的現金流，房委會不僅能完成上述公屋建設目標，而且還會留下約400億港元的結餘。房委會樂觀的預測很大程度上基於出售居屋產生的可觀盈餘，在填補了公屋運營的虧損後也為公屋建設提供了資金，但問題是，在本港樓市已轉為熊市的環境下，居屋還能如此盈利嗎？

除了這些直接的調整外，戰後由港英政府推行的公屋政策在長期的運行中也造成了不可忽視的、間接的、負面的社會影響。如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能夠效仿當時的新加坡，以大規模的居屋計劃取代公屋的話，那麼那些幸運的居屋業主就可以像現在新加坡組屋的業主一樣，不僅盡享過去幾十年豐厚的地產紅利，更能靠不菲的租金得以安享天年，而不是如今這般蝸居在狹窄的公屋里，每天還在為彌補生活費的不足而四處奔波。此外，相對嚴苛的公屋申請條件也讓大量30歲以下的年輕申請者為了滿足入息方面的要求而甘願從事低端的工作，犧牲了本來可以更有希望的職業發展前景。更為嚴重的是，租客的身份削弱了公屋住戶對社會的歸屬感，讓公屋群體成為社會騷動或動亂的溫床。

有鑒於此，紫荊黨一直倡議以居屋替代公屋，實行以居屋為主的房屋福利政策。這樣不僅可以幫助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美好願景，也可以極大增強中低層民眾對香港的歸屬感，並能鼓勵他們力爭上流，突破階層固化的藩籬，更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公屋管理存在的種種漏洞，幫助政府卸下為修建公屋所應承接的財政負擔。香港的其他政治團體或個人也有類似的提議，譬如有政黨就呼籲政府重啟公屋出售計劃，也有議員建議將公屋/居屋供應比例由七三開改為五五開。

對於上述的呼聲與建議，特區政府並沒有給予積極的回應。為什麼政府寧願接受公屋管理的種種挑戰、寧願承接規模可觀的財政負擔而不願調整以公屋為主的房屋福利政策呢？在筆者看來，答案可以追溯到十二年前的「孫九招」，當時為了穩住香港的樓價，政府不僅停建停售居屋，更大幅減少了公屋建設量，香港長達二十年的樓市大牛市由此開啟。回到當下，特區政府寧願多建公屋而不願多建居屋也是為了維護香港的高樓價，進而確保土地財政收入。一句話，如果不能擺脫土地財政思維，香港的房屋深層次矛盾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化解。

作者周小稞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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