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A不算什麼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作為提供客觀數據的工具，能夠幫助學校及政府了解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完結時在中、英、數三科的基本能力，回饋校本學與教規劃和檢視教育政策，其作用值得肯定。但即使如此，本周一（11月20日）發表的20223年TSA報告顯示小三、小六和中三學生的中、英、數達標率均有所下跌，我們仍毋須驚訝或緊張。

毋須驚訝，因疫情期間暫停面授課堂，對學生的學習和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而且是次TSA的達標率下跌，與國際大型評估所反映學生在疫情下表現下跌的情況相若，可謂屬正常現象。

毋須緊張，因為大部分跌幅屬可接受的範圍內。與2019年相比，大部份達標率的跌幅都在三個百分點之內。跌幅最明顯的是小六級別，中、英、數達標率跌了大約六、七個百分點。

考評局表示將進一步研究原因。

基層學生需要更多支援

過往社會曾討論TSA的存廢去留，亦有教育學者認為評估結果無法落實及下放到課堂層面的教學以至個別學生的學習層面，未能實現「回饋學與教的進展性評估」的功效。故此，從教學檢討的角度看，TSA的重點不是達標率多少，而是教育局能否協助教師從中辨認出學生的需要。

眾所周知，疫情期間暫停面授課堂，對基層學生的影響必然較大。基層不但家中環境不適合上課及溫習，亦沒有富裕家庭般能提供常規課程以外的學習資源。經過疫情三年，不同階層的學生差異相信已經擴大，基層學生需要更多支援才能追趕進度。

與此同時，疫情校園生活和社交活動減少，對青少年的成長亦有一定影響。加上基層家庭要面對生活問題，承受的壓力往往沉重。教育局近年雖然已在推動價值觀教育及多元的學生活動，加強學校層面的支援，並推廣家長教育，但從客觀結果來看，當局對於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仍然做得不足。

政府擬設三層應急機制

教育局繼今年7月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交代為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提供的支援後，上周五（11月17日）在衞生事務委員會上，又再被問及學生精神健康的問題。政府研究設立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先由教師和學校社工盡快識別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及時介入支援；若校內人手不足，政府會為有需要學校配對社會資源，包括社署的註冊社工和非政府組織的輔助醫療人員；如有嚴重個案，將轉介醫管局精神科優先處理。

而立法會議員的建議則包括減少功課量、考試和測驗，增加小息和午飯時間，在開學初期舉行運動會，以至在校內張貼標語等。

毫無疑問，學習環境、教師的支援對學生身心健康重要。但除了一天八小時在學校，青少年花在家中的時間其實更多。一項在疫情期間進行的本地研究亦顯示，家庭支援與學生對生活滿意度的關係最大，而且與雙親同住的學生生活滿意度顯著較單親家庭為高，家庭社經地位愈高的學生生活滿意度亦愈高。由此可見，要使青少年更健康快樂成長，萬不能不從家庭入手。

香港是否家庭友善社會？

惟現實是，香港社會難言家庭友善。不少父母工時長、生活疲勞，莫說能否支援子女學習，日常關懷亦可能不多。當社會整體的生活壓力沉重時，青少年自然難以獨善其身。對於基層家庭，挑戰尤其不容易。

所以說，比起社會環境，TSA達標率的確不算什麼。更值得關注的是，我們是否仍然以獨善其身的心態看待弱勢階層？以優勝劣敗的意識形態定義下一代？只以汰弱留強的原則對待艱苦經營的學校？關愛、彼此支持的社會自然會有關愛、彼此支持的校園，而反則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