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政治家和先知

基辛格曾經說，認為自己是歷史學家多於政治家。

那時是1974年，基辛格在白宮工作已經第六年。不到幾個月前，他以「Super-K」超人形象登上了《新聞周刊》封面，政治聲望亦沒有受到尼克遜影響，毫無懸念地過渡了到福特政府。《紐約時報》的讀者自然難以認同，眼前這位國務卿兼國家安全顧問不是一名政治家。

但的確，基辛格在哈佛大學的學士論文寫的是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的歷史哲學，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梅特涅和卡蘇里在後拿破崙時代的外交政策。只不過他從歷史——尤其是歷史中的政治家——中汲取了經驗，然後在美國總統的麾下實踐出來。對蘇聯的緩和政策以及打開與中國的關係是他的成就高峰，但仍不能總括全部貢獻。

政治家願談判　先知追求理想

「政治家活在當下，面對的考驗是壓力下的韌力；先知活在永恆，沒有時間的維度，面對的考驗在於他的目光」。基辛格早在的博士研究之中，已經對比政治家和先知兩種領袖。前者重視談判，需要在條件和局限中妥協；後者卻視之如缺憾，是對普世理念的玷污。

到了去年、九十九歲高齡出版的《領導力》，他仍在強調兩者的分別。「第一種領袖透過掌控處境而非被處境所勝，來維繫社會，他們會擁抱變化和進展」，「先知式領袖相信終極方案，不太相信漸進主義，認為是不必要地對時間和處境妥協」。

不管是在白宮八年，抑或對烏克蘭問題的務實言論，基辛格認為政治家抑或先知更加重要，答案不言而喻。

不過在公共輿論，「妥協」總是不受歡迎的字詞，就連「袋住先」也是不可接受。根據一種論述，「袋住先」意味不夠好，並且可能永遠得不到最好，所以不能夠接受。曾經，民主黨在政改方案上選擇了談判路線，因而被輿論狙擊了多年。曾經，公民黨「寧願原地踏步」，就像基辛格所說的先知般，堅持政治原則不能妥協。溫和聲音在反修例風波中如何被激進派牽着鼻子走，更叫人不勝唏噓。

失落了的noblesse oblige

談判、妥協，基辛格說得容易。他作為尼克遜直接任命的國家安全顧問，只須向總統負責，不用面對國會議員以至選民壓力。現代政治早已經不同於梅特涅和卡蘇里的年代，甚至跟基辛格在白宮的時候亦很不同。福特輸給卡特的七六年大選，電視辯論才開始成為慣例。現在莫說電視，社交媒體才是主要傳播模式，美國總統的權威和影響力隨時不及網上KOL。

活到今天、年屆一百的基辛格當然亦都知道。他在《領導力》便指出，十九世紀是貴族政治的年代，二十世紀是賢能政治的年代，現在「電腦和互聯網主導之下，睿智的領袖必須抗衡這個潮流」。他沒有反對民主本身，但認為面對民粹政治的挑戰，昔日貴族政治的位高任重（noblesse oblige）精神值得現今領袖秉持，致力貢獻社會以配得起其政治地位。

曾經受英國殖民管治的香港，保留了立法會議員的「閣下」（Hon）尊稱，但他們又是否自知任重道遠？沒有了民主黨、公民黨以至其他民主派的今天，立法會議員都由愛國者出任，但他們就配得起其政治地位嗎？特首學着中央的說法，強調治港者要有「大局觀」，「通過歷史看現實」，但我們卻看不到哪一位是從歷史中學習、能夠判斷和掌握形勢的政治家。

半個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