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跨代貧窮的見樹與見林

民建聯周二（2日）向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就擺脫跨代貧窮提交九項完善建議，惟大部分僅屬小修小補。當中提到的「建立正向主流價值觀」亦可能會強化社會制度不公，甚至給學生虛假期望。

扶助的對象有限，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勇表示，政府同意先幫助居住環境最惡劣或最貧窮的人，其他由其他政府部門或社團協助。至於該黨列出的九點建議，大部分是補足政府的建議，包括擴闊推薦渠道、延長計劃年期、設置奬勵機制、擴闊義務師友人選、拓展大灣區脈絡和持續進行評估等。

在云云建議中，值得肯定的是家庭支援。該黨認為跨代貧窮的根源問題不在個人生活或人生規劃，而是涉及居住環境、父母情緒健康和家庭經濟狀況，故提出政府要一同協助參加者的父母，例如協助擇業、減少跨區工作和提供過渡性房屋。

何謂「建立正向主流價值觀」？

上述建議可取，而近期的一項追蹤低收入母親和家庭生活的質性研究指出，基層母親的教育水平若然較高，會增加子女在青年期脫離貧窮的機會，參與研究的學者遂提議給不同教育水平的母親分享成功的養育經驗，值得政府和政黨參考。

然而，民建聯提出「建立正向主流價值觀」的建議就大有商榷餘地。他們認為部分學生對未來感到負面，而負面情緒是來自資訊有限，不清楚社會發展趨勢和工作需要。他們期望計劃可以協助學生建立正面思維，增加參加者的人生可能性。但什麼是正向主流價值觀，民建聯未清楚解釋。若然這是指勇於解難、堅毅不屈的大道理，問題還不算大。然而，若然正向主流價值觀是指置業才可安居、掌握投資理財技巧，那就無異於強化現有社會經濟制度不公。政府和政黨傳授此等想法的話，仍然是見樹不見林，甚至是製造虛假希望給下一代。

收窄教育優勢差距才是關鍵

也許我們要細緻認識社會流動的限制在哪兒。其實，社會向上流動機會近年稍有增加，有學者比較1995年和2017年的人口統計，職業向上流動的家庭稍為增加，兩代人維持最高職業階層的比例上升。不過，薪酬上升未必配合跨代的職業層級上升，例如相比2001和2011年，大學畢業青年相對於整體人口薪金中位數的差距減少，而15至29歲人口從事專業工作的比例下降。

兩個趨勢互有矛盾，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大學畢業生數量持續上升，但專業職位數量的增加未能配合，結果僧多粥少，拖低了薪金。二是前述的職業向上流動不是平均分布，愈高教育水平和社經地位的父母容易透過教育制度、社會網絡和傳授文化知識，把其階層和身份複製到子女。

近幾年的人口結構變化甚大，有人認為適齡學童人口下降加上移民潮會有利學生升讀大學和擇業，但經濟不景又會抑制畢業生初入行的薪酬，而各行業對技術要求上升，又增加職業競爭的難度。也許官辦以至其他民辦的師友計劃有助受惠的基層學童駕馭制度障礙，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但受惠人數始終有限，即使有兩成人受惠，另外八成以萬計的貧窮中學生也未能參與。在變化多端的環境下，若然社會一味強調在現行考試和升學途徑求存，學生可能在數年後完成文憑試或專上教育後，發現現實不似預期，無法打破貧窮宿命，剩下的只是更大的失落。

政黨為解決跨代貧窮建言，短期內以「幫得一個得一個」的態度應對亦非壞事，要求政府增建過渡屋，令他們改善家中學習環境，也是好事。但說到底，要打破跨代貧窮，關鍵仍是在打破階層複製的機制，尤以教育制度就重，這樣才可令全部基層學生和家庭受益，憑知識改變命運。

教育制度加劇世襲，直資學校是其中一個焦點，被指限制基層子女獲得優良師資教學的機會。直資的好處不容抹殺，但教育當局應規定學費和雜費封頂，中止階層差距拉大。另外，局方亦要與辦學團體和學校組織洽商，遊學團等自費課外活動亦應盡量簡樸，目的應着重令一般學生增廣見聞，增加所有學生公平學習的機會。長遠來看，大中小學和教育當局要加強發展職業專才教育，鼓勵學生從小掌握技藝，亦要爭取大學和僱主的認受性，幫助在學習語言文字遜色的學生開創另一片天，憑實力脫貧。